□ 张忠诚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万里长江的兴衰荣辱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抚今追昔，新时代长江大保护的十年经略，明显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水利工程或环境整治范畴，生动诠释了治水与治国的历史辩证法，直观展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张力，是理解我们党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高度与实践力度的一扇关键窗口。

以水为镜，映照治国之道

一部治水史，半部治国史。古往今来，治国必先治水，治水方能安邦，治水始终是文明存续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命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

治水智慧奠定文明根基。大禹率众“疏川导滞”奠基西邑夏朝，李冰父子“乘势利导”成就天府之国，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奠定秦统一六国经济根基，东汉王景治黄“筑堤束水、河汴分流”换来八百年安澜。这些治水案例，都体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水共生的治水智慧及水利工程与文明生存发展的绑定关系。

治水失序引发文明危机。中国古代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常与王朝末期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相伴而生，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如果对自然规律不能科学认知与理性尊重，如果不能形成“天人相分、天行有常”的治理体系应对复杂水问题，必然动摇政权根基。

历史镜鉴。系统性思维是核心。成功治水需统筹自然规律与社会需求，碎片化治理容易导致生态反噬。民生为本是根基，水利工程应当服务民生福祉，脱离民生的江河治理终将造成恶果。法治保障是关键，制度刚性约束往往决定治水成败。唐代《水部式》作为世界首部水利法典，以分水制度规范社会秩序；金代《河防令》体现了对责任追究和奖惩措施的共同关注，是现代“河长制”的雏形，也体现了一定的流域统筹治理前瞻性。

十年蝶变，奠基复兴伟业

万里长江历经峥嵘岁月洗礼和时代匠心呵护，正在经历深刻而持久的蝶变。从当下来看，扭转了“以邻为壑”传统痼疾，终结“各自为政、污染转嫁”的历史循环；重构了人水关系，实现从“开发掠夺”到“和谐共生”的文明跃迁；变革了发展范式，破解了“化工围江”顽疾，有效推动了长江沿线绿色发展转型。从长远来看，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夯实了生态根基、优化了空间格局、积蓄了绿色动能、凝聚了磅礴力量，是复兴伟业不可或缺的行动自觉与坚实基础。

生态退化态势根本扭转。沿江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从2016年82.3%提高到目前的超98%，干线连续五年全线保持Ⅱ类水质，直接惠及超4亿流域人口的水资源安全。实施“十年禁渔”，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大批实施、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多样性恢复向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改善，越来越多的标志性物种回归公众视野。

发展动能实现绿色转型。关闭搬迁化工企业超千家，沿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绿色航运加快发展，三峡水运新通道枢纽扩能、智慧航道建设等助推航运效能不断优化，长江干线基本形成现代化“黄金水道”并稳居世界内河航运量第一位。绿色低碳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显著提升，培育出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区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东中西互动合作加强，11省市重点产业有机互融，区域融合实现重大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增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加速，要素流动更加畅通，上中下游协同发展态势显现，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要通道。《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指数报告（2023—2024）》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水平持续优化，发展指数中位数已由2019年的0.8325提高至0.8512，呈现出总体向好态势。

人民中心立场生动彰显。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如黑臭水体整治、岸线修复）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十四五”期间长江干流共清理整治2441个违法违规项目，腾退岸线162公里，建设331个水生态监测点，诸多“幸福河湖”工程惠及亿万人民。14.5万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退捕渔民实现转产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2万名生活困难渔民被纳入低保救助范围，实现“上岸稳得住、转产能致富”和“应帮尽帮、应保尽保”。新增大量滨江公园，将生态修复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四维”价值，贡献中国方案

长江大保护的系统性经略，是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宏大叙事中的标志性篇章，见证着中华民族从治水到治国的文明进阶，为人类超越工业文明困境、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阶段贡献了中国方案，其当代价值璀璨多维。

理论价值。长江大保护以“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平衡发展与保护，以“系统治理”的辩证思维打破区域壁垒，以“共建共享”的民本理念凝聚治水合力，推动流域环境治理范式变革，初步探索出一条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绿色现代化新路。它生动融合中华治水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创造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将“自然生产力”理论具象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发展观的时代化表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与理论结晶，标志着党治国理政理念在生态维度的重大跃升。

实践价值。一方面，力求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将长江视为有机生命体，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加强协同联动，增强各项源头治理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另一方面，力求既治已病，也治未病。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确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十八字治江方针，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空间管控单元，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与此同时，推动河湖长制全面覆盖，探索实施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实施“四个统一”管理等机制创新（这些都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案例库）。上述成功实践验证了绿色发展的可行性，为超大流域治理、区域协调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制度价值。根据新中国首部流域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确立的“流域统筹、统一治理”原则，形成“1＋N”规划政策体系和“4＋1”工程指导意见、建立跨11省市协同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其本质是通过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生态根基、经济动能与制度范本。这种国家主导的科学治水模式，不仅推动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与国家战略的深度协同，还从生态安全、经济转型、创新治理等维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复杂生态系统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明价值。长江大保护从理念到行动，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有机联系起来，既支持人类生存伦理也尊重自然生态伦理，既遵循自然规律又不否定人类合理利用自然的权利。它不仅兑现着中国共产党对文明赓续的庄严承诺，也是对“生态兴则文明兴”历史规律的深刻印证与当代回应；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时代活力与世界价值，也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启迪和东方智慧。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