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一旦迷了路,误入歧途,就会成为伪科学,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历史人物,他就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
第一:迷路的科学之伪科学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现代生物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曾经引发了生物学的革命,与此同时,也对人类的社会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就是进步的观点深入人心。
在古代,人们并不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进步的,有的时候,反而认为是倒退的,比如,孔子认为尧舜禹的时代是最美好的,他极力推崇西周的典章制度,《论语·八佾》记载道:“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人类到了近代,才有了进步的观点,认为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正因为认为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所以,才有了信用卡、房贷这些东西,只有当人们普遍相信,明天的生产力一定会比今天发达,才敢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儿。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社会思想领域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有利于社会变革的推动,人们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才会乐于接受新事物。但是,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发挥出来的学说也曾经打着科学的幌子,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当然,这些都不是达尔文的本意,这些学说的源头都可追溯至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这个理论是不是能够应用到人类的生育呢?弗朗西斯·高尔顿第一次提出了“优生学”的概念,高尔顿提出的“优生”,在英语里是:Eugenics,含有出生高贵的意思,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优生,人类当然要提高人口质量,但是真正的优生,绝不是高尔顿所提出的“优生”,因此,优生学被高尔顿带入了歧途,20世纪可谓是这种误入歧途的优生学的鼎盛时期,很多荒谬的理论被当作科学,当时的美国就发生了著名的巴克诉贝尔案。高尔顿的理论一出,在欧美国家就拥有了很多的支持者,为了提升人类的整体品质,当时的人就提出要减少不良基因的繁衍,怎么减少呢?对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进行强制绝育,1924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对一名18岁的少女进行了强制绝育,她的名字叫做嘉莉巴克,嘉莉巴克的智商只相当于9岁的儿童,美国医师普莱蒂认为她的基因对社会是有害的,应进行绝育手术,并获得了法院的认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正好也是一个高尔顿学说的支持者,于是,这个案子闹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身为大法官的霍姆斯支持弗吉尼亚州的做法,他甚至还说:“痴呆人有三代就够了。”
因此,高尔顿所谓的“优生学”,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不少的追随者。在进化论流行的年代,优生学被带入歧途,后来,基因学兴起,人类社会又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那就是对人类自身进行基因编辑。第二:警惕“自然选择”的滥用
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医学,实际上也是非常危险的,医学的目的是帮助病人,关心每一个个体的健康,使得每一个人类个体都能获得优质的生活,而不是关注人类这个物种的整体利益。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一些疾病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是如何起源的,但是,绝不是要把自然选择应用到医学措施中,关于这一点,人类要时刻保持清醒,否则,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我们以病毒来说明这个问题:
地球上充满了微生物,微生物仍然是地球上最普遍的生命形式,因为它们在遗传和数量上占有优势。对于人类而言,绝大多数微生物是无害的,有一部分甚至是有益的,比如我们的消化系统中就居住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能够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如果没有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我们是很难消化一些食物的,并且人类还有意识地利用微生物帮助消化,人类利用酵母菌发酵食物,制作面包、葡萄酒、啤酒的历史由来已久。对人类有害,并且能够引起疾病的微生物,我们一般称之为“病原体”,某些病毒也是病原体,当然病毒是不是微生物,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我们的免疫系统与病毒之间,同样存在“军备竞赛”的问题,免疫系统对病毒并不是束手无策的,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对病毒形成抗体,抗体是一种蛋白质,存在于脊椎动物的血液和体液之中,脊椎动物主要是利用抗体来对付病毒的。病毒为了自身更好的生存下来,往往也会从高度毒力转向低度毒力,因为病毒的变异速度非常快,能够出现低度毒力的种,低度毒力的病毒能够让宿主存活下来,宿主存活下来的同时,病毒自身也不会灭亡,而那些高度毒力的病毒,往往会让宿主很快死亡,宿主死亡之后,这些病毒也跟着死亡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度毒力是不利于病毒的生存的,当然,一些高度毒力的病毒会提高自身的传播力,在宿主还未死亡之前,尽快传播到另一个宿主的身上,可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病毒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感染死亡了,自身也就灭绝了,因为病毒自身不会新陈代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体,病毒与所有的宿主都同归于尽了,病毒在地球上也就不存在了,我们的地球也不再是生机盎然的世界,这就不符合进化规律了。
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与病毒之间存在“军备竞赛”,所以,在历史上,一些病毒刚刚出现的时候,往往表现出高度毒力,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几代人以后,这些病毒就会呈现出低度毒力,于是,这些病毒的危害性就降低了一些,比如天花、麻疹和梅毒等等,但是,这样的后果,是无数的生命个体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在新航路开辟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大约有5000万人至7500万人,有的学者认为美洲的人口甚至达到了9000万至1.2亿之间,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欧洲的总人口。为什么对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数量的统计,历史学家分歧如此之大呢?因为欧洲的学者开始估算美洲人口的时候,已经是16世纪了,而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量的印第安人感染了欧洲人带来的天花、麻疹、斑疹伤寒等病毒而死亡了。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的几百年内,美洲新大陆的印第安人人口减少了95%。印第安人对于天花、麻疹、斑疹伤寒等病毒,毫无抵抗力,这些病毒对于对于他们来说是新病毒。
天花、麻疹、斑疹伤寒等病毒不仅袭击了美洲大陆,还袭击了夏威夷群岛,夏威夷群岛长期与世隔绝,1779年,库克船长到达夏威夷群岛,之后,欧洲大陆的病毒就袭击了这个群岛,1779年,夏威夷的土著居民有50万人,到了1853年,只剩下7万多人,死亡率非常高。 天花、麻疹对当时的印第安人的有多危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病毒的基本传染数和群体免疫的门槛就知道了,首先我们要简单了解两个概念,什么是基本传染数?什么是群体免疫?基本传染数是指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当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时,一个感染了传染病的人,能够把这种传染病平均传播给多少个人的数值。群体免疫是指大部分人都对一种传染病产生了免疫,那么,其他就不会被这种传染病所困扰了,因为当大部分人都有了免疫力,病原体就很难传播了。天花的基本传染数是6至7,麻疹的基本传染数是12至18,天花的群体免疫门槛是83%至85%,麻疹的群体免疫门槛是83%至94%。所以,美洲的印第安人刚刚接触这两种病毒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感染了以后,往往会致命。
对于病毒的群体免疫,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接种疫苗,让疫苗产生抗体,当大部分人都产生了抗体,就获得了群体免疫,疫苗相当于是人类运用科技手段绕过了自然进化的慢车道;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自然感染,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像水痘这样的“温和”的,通常能够自愈的传染病。所以,不能误解“群体免疫”,否则会付出惨痛的代价。面对传染力强,毒力较高的病毒,印第安人就付出过代价。虽然,印第安人最终没有被病毒打垮,但是,有千千万万的印第安人失去了生命,医学的目的是帮助病人,关心每一个个体的健康,使得每一个人类个体都能获得优质的生活,而不是关注物种的整体利益。
第三:人类平均寿命的提高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人类的平均寿命是非常低的,19世纪初,人类的平均寿命不超过40岁,当时的人类平均寿命低,并不代表那个时候的人类活不到60岁至90岁,而是有大约50%的人口在成年之前就已经死亡了,拉低了平均寿命,事实上,古代也有很多长寿的人,比如孔子活到了70多岁,乾隆皇帝活到了80多岁。人类的平均寿命之所以会提高到现在的70多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发明了疫苗,并发现了抗生素。抗生素主要是针对细菌的,疫苗主要是针对病毒的,有了抗生素和疫苗之后,就有大量的婴儿和儿童能够免于夭折。
青霉素是亚历山大·弗莱明在1928年首次发现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都没能大规模生产,1943年,青霉素才开始得到大规模生产并广泛应用,疫苗在古代就有,1897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还发明了牛痘种植术,用来对付天花病毒,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人们并不知道疫苗的原理是什么,直到19世纪末,科学家才逐步认识了人体免疫系统的工作原理,20世纪初,开始大规模推广疫苗,1923年,出现了白喉疫苗,1937年,又出现了对付黄热病的疫苗,1962年,麻疹疫苗问世。人类的平均寿命开始飞速提高,基本上与抗生物、疫苗的大规模生产的时间点是吻合的。 人类对付传染病除了应用抗生素和疫苗以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环境控制,所谓的环境控制,就是制造不适合病原体生存的环境,这些措施有:消灭老鼠、虱子、蚊子等传播媒介,应用化学药品进行消毒,采取隔离措施等等,环境控制措施都是非常古老、最简单的做法,但是,在古代,为什么没有人做呢?因为在没有发明显微镜的情况下,人类是不了解微生物的,不清楚传染病的传播途径。抗生素的大规模生产,疫苗的发明与运用以及环境控制措施,不仅让全球人口得到了快速增长,而且还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如果没有抗生物、疫苗,不采取隔离措施,任凭传染病传播,以获得所谓的“群体免疫”,那么,虽然有一部分个体会存活下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仍然可以延续,但是,有很多的人类个体会为此而付出代价,人类的科学是造福每一个人类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一些疾病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是如何起源的,但是,绝不是把自然选择应用到医学措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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