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跨学科合作隐喻的K-pop：评迈克尔•富尔《韩国流行音乐》
《韩国流行音乐》，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
这本关于K-pop的译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迟到的书。这里“迟到”是两个意义上。首先，这本书原版出版于2015年，按照作者迈克尔·富尔（Michael Fuhr） 在书里写的，为这本书做的田野工作是在2008年到2012年。从K-pop更新换代的角度而言（今年年初的歌无疑现在已经是老歌），一本基于10多年前的K-pop状况写的书，是否里面的知识已经陈旧？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K-pop最早的海外接收国，特别是贡献了指称韩国流行文化的“韩流”（Hallyu）一词，却20多年来没有出现以中文写就的关于K-pop的系统性深入学术探讨（只有单篇论文和韩语专业的介绍性教材）。相反，如果以鸟叔的“江南STYLE”作为K-pop走向西方的标志性事件，其流行在西方不过10年，但在英语学术界，从社会学家John Lie 2014年的著作《韩流：韩国的流行音乐、文化遗忘与经济创新》（K-Pop: Popular Music, Cultural Amnesia, and Economic Innovation in South Korea）开始，以英语写就的关于K-pop的学术专著，不完全统计至少有6部（这还不包括关于韩国嘻哈的研究以及更多的论文集），作者遍布美国、加拿大与欧洲。也就是说，K-pop在中国20多年来的流行并没有转化为足够有代表性的理论话语。
巴黎政治学院媒体学者金润荷（Youna Kim，音译）主编的出版于2023年中的《韩国流行文化导论》（Introducing Korean Popular Culture）是我目前见到的西方学界与K-pop有关最新学术书籍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笔者开始为澎湃新闻贡献与K-pop有关的采访，目前总共四篇：2021年10月对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金暻铉的采访、12月对耶鲁大学高玉蘋的采访、2022年7月对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吴周妍的采访、2023年7月对伦敦VA博物馆策展人罗萨莉·金的采访。前三篇都已经翻译成韩文，在《韩国流行音乐杂志》(韩文杂志名대중음악，英文The Korean Journal of Popular Music)杂志上发表。而回过头来看，除了被翻译成韩文外，前三篇采访都有很强的全球性与即时性，在对金暻铉采访时，由于《鱿鱼游戏》的爆火，金暻铉频繁做客于西方各个媒体与电台。对高玉蘋采访后，韩国、西方各大媒体接连对高玉蘋进行采访和报道，目前已经有24篇。在对吴周妍采访后，韩国、西方各媒体接连对她的新书进行大量报道。但中国的其它媒体，除了香港地区的《中国南方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对高玉蘋做了相关报道，都没有对她们进行专访。
高玉蘋耶鲁主页上展现的自澎湃采访以来对她的大量与K-pop有关的采访与报道
如果，我们单纯说这是因为K-pop只是韩国、西方现象，而不是中国现象，无疑不符合事实。从2021年开始，与韩舞翻跳有关的活动在中国各大城市空间兴起，据说上海现在各个商场都有韩舞活动，而在国内各个高校，也有越来越多学校官方参与主办的韩舞活动。从更大的角度来看，中国粉丝对K-pop专辑的购买，仍然是K-pop产业主要收入大来源之一。如果站在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将K-pop的全球流行看作目前韩国以输出流行文化为主的资本扩张与积累，中国无疑是K-pop进行原始积累的产地。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欧洲如果没有从16世纪在美洲、非洲进行的300年原始积累，无疑没有能力在19世纪去挑战从奥斯曼到中国的欧亚大陆传统帝国势力。同样，如果没有K-pop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16年将近20年在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K-pop产业恐怕也没有之后去进军西方的资本与能力。
国内韩舞翻跳活动
尽管K-pop粉丝也许会觉得天下粉丝是一家，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粉丝间无疑有国别的等级差异。从同时观看过一个三代团在日本与中国演唱会的中国粉丝那里，我了解到该团在日本表演时唱跳无比卖力，但在中国的表演就非常随意。如果我们把世界K-pop粉丝看作一种“全球情感劳动产业链”，相比西方、日韩，中国无疑处于产业链中下端，而这背后又有全球经济分工与种族结构等更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学界无法像西方一样不断提出关于K-pop的理论化解释，去引导全球关于K-pop的舆论话语走向，则是这一产业结构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对于K-pop全球产业链，中国似乎只有贡献专辑销量的地位，而没有能力去进行理论解释、去建立对这一当下全球最火的流行文化现象的话语权。
因此，当我得知江苏人民出版社打算出版一套“西方韩国研究丛书”，其中包含这本富尔2015年的著作《韩国流行音乐》（Globalization and Popular Music in South Korea: Sounding Out K-p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