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的立场早已为国际社会广泛知晓，中国对非法裁决的持续批驳也深刻揭示了其非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危害就此终结——法律上的无效，并未阻止其在现实层面成为搅动南海局势的“毒瘤”。它虽不会对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产生实质影响，却持续挤压当事国谈判磋商的政治空间，干扰海上合作、危机管控和规则构建，动摇缔约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信心等。

穿透这些乱象，有必要将非法裁决置于三个维度下审视：它改变不了历史事实，掩盖不了法理谬误，更不可能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不可能改写历史经纬

在历史长河中，从中国港口出发的渔船、商船、官船，构筑起中国渔民生产生活的海上家园，编织起覆盖南海的贸易网络，连接起沿岸国家间的交往纽带，也让南海周边各种文化跨地域相识相交。大量中国历史古籍记载了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情况，也记录了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并以“九乳螺洲”“石塘”“长沙”等生动形象的名称为南海诸岛命名。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水域的主权和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同步确立，并在长期持续和不受干扰的权利行使中得以不断巩固。这种权利的产生和存续远早于现代国际法的形成，根基植于历史实践的深厚土壤之中，绝非一纸非法裁决所能割断。

南海的繁忙之景同样见诸西方航海家笔端。16世纪初，西班牙探险家加西亚·罗萨途经菲律宾时，发现中国的大型商船每年到菲律宾贸易已成惯例；葡萄牙人初到马六甲海峡时，发现海峡内停泊有大量来自中国的船只；英国17世纪旅行家托马斯·赫伯特在《非洲亚洲旅行记》中写道：每年1月份汇聚了大批中国商船的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马六甲等地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20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开始觊觎南海诸岛，但遭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反对。二战爆发前后，日本逐步侵占中国在南海的大部分岛礁。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底派舰分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举行仪式，重立主权碑。1947年，中国政府重新核定南海诸岛及其组成部分的名称，绘制标有南海断续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岛礁从被侵占到被收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链条在这一过程中并未中断，反而在坚实的国家实践和广泛的国际认知中得到了强化。

在南海，战后法律文件确立的领土安排原则毫无争议地适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领土安排的核心法律文件。这些文件规定日本必须将其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规定了战后清算日本侵略后果、恢复国际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二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也通过外交函询、申请测量、通报航行飞越计划等方式表明其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五六十年前，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十多年前，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试图借此固化非法所得并进一步扩大非法主张。如今，菲美等国仍在以多种方式翻炒非法裁决。然而，南海的历史事实并不会因为任何非法裁决而被重写，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根植于千年实践，巩固于战后秩序，不会因政治操弄而转弯，不会因非法裁决而改道。

不可能成为国际法

“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从程序问题到实体问题，每一步都充满了法律谬误，其荒唐之处不仅在于结论，还在于得出这些结论的方式和路径。这种从包装诉由到越权裁断的运作模式，本身就是对国际法治的嘲弄。

从所谓“仲裁庭”的组成来看，大部分成员是由国际海洋法法庭时任庭长、右翼色彩浓厚的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指定的。在非法裁决出炉前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海洋主张的报告，为“仲裁庭”提供处理“九段线”和历史性权利问题的“指南”。庭审过程中，个别“仲裁员”和专家证人推翻自身以往长期坚持的观点，为菲方说项。甚至在所谓“裁决”尚未出炉之际，国际上就有个别国家和人士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要求中国“遵守、执行裁决结果”。在这样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操弄中，“仲裁庭”从一开始就走在越权管辖、枉法裁判的错误道路上。

其一，非法裁决不可能找准“症结”。菲律宾恶意将领土问题包装成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而“仲裁庭”对其中绝大部分诉求予以支持，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按目前实际控制状况分割南沙群岛主权的所谓“法律路径”，并以此为基础将南沙群岛海域的划界方案提供给菲律宾。这种做法混淆了争端性质，以处理海洋法问题的名义，实则对领土主权作出了裁断。

其二，非法裁决不可能明晰“药理”。现代海洋法既包括《公约》，也包括一般国际法规则，两者互为补充。非法裁决错误地将《公约》视为海洋权利的唯一来源，错误地认为《公约》规范了全部海洋事项，错误否定历史性权利和大陆国家远海群岛整体性等基于包括习惯国际法在内一般国际法的权利。

其三，非法裁决更不可能开对“药方”。非法裁决不仅无法、事实上也没有提供丝毫公平公正的争端解决方案，反而使本已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更加难解；不仅没有在国际法规则的解释上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冲击《公约》作为“一揽子协议”的平衡和公正；不仅没有增进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的声誉和公信力，反而动摇缔约国对《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能否得到正确使用的信心。

作为《公约》缔约国，中国不接受、不参与“南海仲裁案”，不接受、不承认非法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非法裁决的主张或行动，针对的不是《公约》及其争端解决机制，而是针对滥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恶劣行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公约》的完整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南海仲裁案”的反思逐渐增强。关于管辖权和程序问题，不少观点认为，“仲裁庭”通过对争端的重新定性，实质上越权处理了领土主权等本应排除在强制程序之外的事项，这损害了《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整体平衡，影响国际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关于法律解释方法，一些国际学者指出，“仲裁庭”在解释《公约》条款时脱离条约本意和谈判历史，这种“司法造法”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沿海国海洋权利主张。这些反思表明中国多年来对非法裁决进行持续批驳产生了积极效果，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非法裁决在法律解释和程序正义上的重大缺陷。

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

中菲关系的波折和海上形势的起伏清晰表明，非法裁决不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成为制造新问题的源头。

非法裁决是在中国坚决反对、拒绝参与的情况下，由菲律宾单方面强行推动的。这直接引出一个核心问题：缺乏国家同意的第三方强制解决程序，是否背离了《公约》缔约国设计争端解决机制的初衷？以包装诉由的方式滥用国际司法与仲裁程序，岂不是对国际法精神的莫大讽刺和破坏？答案显而易见。不顾现实条件、试图将涉及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的争议强行纳入单纯司法解决轨道，本身就脱离了南海问题的实际土壤。非法裁决诞生于法律包装下的政治算计，也必然在现实面前碰壁，这是它难以逃脱的宿命。

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需要回归现实。一是必须摒弃“司法万能”的幻想。妄图通过一纸非法裁决或再次提起类似仲裁解决涉及复杂历史、领土和海洋管辖权的南海问题，妄图靠第三方争端强制解决机制把毫无公正性可言的结果强加于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此路不通。二是必须认清域外干预的本质与危害。幻想依靠外部力量压制中国南海维权活动，拉拢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只会加剧局势紧张，最终损害的还是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前景。三是必须积极寻求合作之路。解决南海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推动低敏感领域的海上合作，有关当事国可以在渔业资源共同养护与管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上搜救、海洋科研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这些合作不触及复杂的核心争议，却能切实提供公共产品，并为未来解决更困难的问题创造有利氛围。

对非争端当事方来说，它们需要减少地缘对抗考量，将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思路和方式，置于中国国家发展理念、总体外交目标以及对自身安全环境的认知等框架下加以理解；需要在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海洋法的演进及其完整体系的视野中，看待中国享有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进而让南海问题回归历史事实与公认国际法的大框架，回归直接当事国之间的坦诚对话，沿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道路积累互信、管控分歧、深化合作。（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