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猫”背后立法之困，律师：杀鸡时手抖了，算虐待动物吗？
又一起“虐猫事件”掀起舆论场波澜。
近日，网传一报考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研究生学位的考生徐某某，以专业课排名第一的成绩被刷。据悉，徐某某本科就读于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不久前涉及一起虐猫事件。
4月8日晚，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网站发布了2024年硕士研究生调剂考生成绩及拟录取名单公示。备受关注的网传虐猫考生徐某某未进入这份拟录取名单。
“两所大学拒录虐猫考生”事件，也再次将“动物保护立法”推上风口浪尖。
时至今日，国内尚未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直接规定禁止虐待猫狗。
立法的阻力究竟是什么？
作为长期从事动物保护维权的一线法律从业者，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流浪动物救助组织“好狗狗联盟”创始人吴晓璇，与同样也是致力于动物保护维权法律从业者、联盟负责人王潇，和南都记者围绕国内动物保护立法展开讨论。“谁才算该被保护的动物？动物虐待又该如何定义？”仍有太多问题尚待回应。
立法之路道阻且长。呼吁法律回应社会期待之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从源头减少流浪动物数量、完善现有法律条例。更重要的是，期待形成更加有力、健康的社会舆论氛围。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健康的社会舆论仍有其必要性。”
图源新华社。
南都：如何看待“两所大学拒录虐猫考生”事件？
王潇：我差不多在两年前接触了宠物诉讼，也全程跟进过宠物猫相关的网络买卖案件。
我觉得这两所大学的拒录行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也表明了我们现在社会的主流观点：即不管是录取学生，还是录取员工，不单单是唯成绩论或者是唯能力论了。其道德行为也将受到考察。两所大学的拒录行为，首先它是合法规的，其次它不是单独只针对这一个人的，而是对所有学生都进行的一次品德考察。这样的决定，我认为对社会层面是一个较好地引导。
吴晓璇：我平时一部分工作重心会放在宠物维权方面，私下也在做流浪动物救助。我认为这次两所大学的拒录行为是一种表态，而后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或者是企业，能去参考这两所大学的做法，从道德伦理角度对类似行为进行约束。
从目前类似事件来看，整个社会给到的反馈，更多还是从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层面去批判处理。比如通过网络舆论让虐猫者“社死”，相当于将其整个行为公之于众，让社会对其进行评判。但是目前，还是很难通过法律制度去约束类似行为。
我们法律行业经常说一句话：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你可以从道德层面上去批判约束类似虐猫行为，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目前仍然很难让虐猫者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南都：动物保护立法，究竟为什么难？
吴晓璇：首先，动物保护范畴，从法律层面就难以界定。哪些动物应当属于动物保护法保护的范围，哪些动物不属于？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法律要求任何定义都是清楚的，任何法律的出台，都要确保它是适应中国社会的。社会大众对法律的内涵如果有疑问，那就没有办法实现正常的生活。我们可以推想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界定清楚受保护动物的定义，那么以后我们碰到蟑螂能不能去打死？我们还有没有权利去处理？
第二个问题，虐待的定义仍然很难界定，或者说现在仍然有很大争议。我们可以从人的虐待罪上来看。很早之前我们大部分所谓的虐待，可能只指肢体上的，但从“北大包丽案”来看，我们通过以案释法的方法，向公众传递了一个讯息，那就是精神上的虐待。
那么对于动物，我们又该怎样去界定虐待行为？比如说我在杀鸡的时候，因为我的手抖，结果没有一刀毙命，导致鸡在死去的过程当中非常痛苦，这个算虐待吗？这就是我们实际可能会遇到的情况：还很难通过一个法律规定去明确，究竟怎样才算虐待。
我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我是知道立法的难度，但是我的身份同样也是一个宠物主人。立法诚然永远滞后于社会生活，但我们可以把法律的框架一步一步搭起来，包括法律之下各种各样的条例细则，或者是各地人大对它的解读，我们都可以去尽量填充它的内容。因为动物保护法，立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一定在的，有难度，但不能放弃。
王潇：我们近年提到的伴侣动物保护法，其实是在强调动物的“拟人格权”。但在我们现行民法中，动物它就是人的财产，依附于人。
如果我们想推动伴侣动物保护法，动物就是独立于人存在的，它不再是你的个人财产。动物的“拟人格权”，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是没有的。所以这是伴侣动物保护法立法难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很多立法专家及相关部门认为，现有的法律是可以对动物虐待进行追责的。例如从民法的物权来讲，别人侵害了你的小猫小狗，你就可以通过民法要求别人对你进行赔偿，甚至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可以起到相应作用。所以目前部分声音认为，已有的法律是可以涵盖和约束现有虐待动物行为的，会认为相关立法没有那么迫切。
南都：现有的法律框架，管住“虐猫”了吗？
王潇：在我接触的诉讼中，一些规模性的虐猫事件，我们会协助所谓救助人，在基于流浪动物受虐的情况下进行报案，通过报案形式，尽可能推动走向立案。
一种是猫被下毒毒死，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立刻报警并为猫咪进行尸检，确认毒物固定证据。第二种就是非常残忍的虐杀手段。报警之后，第一你要确定猫到底是不是有主人的，甚至说有没有人长期饲养它，如果能找到主人，甚至是它的长期饲养人，那么可能我们有权去追责。如果说这些猫都是无主的，也就是普通的流浪猫，那么其实追偿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今年2月有一个相关案例，我们一直努力往治安管理处罚法上靠，实现寻衅滋事行为的处罚，但是在实操过程中警方的自由裁量权非常大，到底这个行为算不算寻衅滋事？基本完全取决于警方如何认定的。
截至目前的案例中，我们还没有收到很好的结果。
真正能够实现立案的，大概比例可能是经手的100个案子里面能有1个。目前我们能做到立案的，也就只有1个小姑娘。而且是因为她在追偷猫贼的过程中，她的人身受到了伤害，我们通过人身伤害这一条去做了立案，而不是通过偷猫这个行为实现立案。所以最归根到底，还是归在了人的权益损害上。
南都：法律对流浪/伴侣动物的保护，参考系仍在人？
吴晓璇：虐猫为什么有可能靠到寻衅滋事罪上，就是因为它产生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社会效果，然后导致了一些比较激烈的社会舆情，伤害了社会大多数公众的情感，扰乱了社会秩序，所以虐猫者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它所保护的利益其实是以人本位的利益，而并不是遭到虐杀的动物本身。
王潇：对于家养宠物，如果别人对你的宠物，也就是你的财产进行了侵犯，我们主要要求赔偿的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对物的价值本身的赔偿，那么就涉及到目前宠物的明确价值，品种猫狗相对好一点，有一个大概的价值区间，这个赔偿价值是可以被定义的。
那么流浪动物呢？它本身的价值又该如何确定呢？这在实操中是非常难的，没有办法确定流浪动物它的实际价值，它的财产价值是多少。这就是抛开所谓精神损失，在实际财产价值认定中的困难。
南都：呼吁法律回应社会期待之时，普通人还能做些什么？
吴晓璇：一方面，大家可以共同从源头上控制流浪动物的数量，用领养代替购买。其次，我认为社会舆论仍然有其重要价值。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去整体推动立法者实现立法，健康的社会舆论仍有其必要性。通过舆论发声，让立法者听到民意心声，也仍需控制好力度和尺度。
王潇：在等待法律出台前，我们仍然可以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律框架。因为基于现状，我觉得推动伴侣动物的立法还是比较难的，所以尽可能地通过现有法律的完善，对虐猫行为实现真正的约束，更有其必要性。
采写：南都记者 董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