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云
父亲用牛皮纸包好书,然后在封面上用钢笔写道:“代数。赠吾儿。一九九五年秋。”字迹遒劲瘦硬,是那种在黑板上写久了形成的风格。父亲当时是小学教师,赠我这本书时,我才上初中。
有一天晚上,我拿出全县数学邀请赛一等奖证书给父亲看,他眼里立即泛起喜悦的光。那晚我们坐在堂屋里聊了很久,他第一次跟我讲他过去的事:如何一边教书一边种地一边养家,如何在煤油灯下自学大学课程,从几百名民办教师中脱颖而出,考取只有五十个指标的公办教师。
“你外公是铁匠,不识字,我考上公办教师时,他在铁匠铺里坐到深更半夜。说读书跟打铁一个样,打着打着就成形了,成有用的器物了。”父亲说这话时,眼睛望着梁上吊着的犁铧,激动得像在诗朗诵。
从那天起,我们的对话变了。他不再只问“成绩如何?”“排名第几?”而是和我讨论《诗经》里的农事诗与节气的关系,谈论《古文观止》里的风骨与气节,讨论《红岩》里的人物性格与革命信仰。有时我写信回家,他会用红笔批改,在“光阴荏苒”旁注:“此词可用‘白驹过隙’,更有味”;在描写同学友谊处批:“此处可加一句环境描写,以景衬情”。信纸的空白处,常常被他写满。
记得有一年深秋,我带刚上小学的儿子回老家。父亲正在院子里晒书——这是他的习惯,每年选秋天的一个晴好日子,把所有书搬出来见见太阳。书摊了三门板,在阳光下似一对对展开的翅膀。儿子跑过去,拿起一本插图版《三字经》,咿咿呀呀地念起来。父亲蹲下身,指着“教不严,师之惰”那行,一字一字地教他认。
“爷爷。”儿子忽然抬头说,“老师说,老师是园丁。你是园丁吗?”
父亲笑道:“爷爷是种书的人。把字种在土里,等它发芽开花结果呢。”
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一起整理晒好的书。父亲教我如何捆扎,如何防蛀。他拿出一包包晒干的芸香草,分别夹在一个个装好书的纸箱里,“书也是有生命的,要呼吸,要见光,要有人念它,字才不会死。”
晚上,我在父亲书房看《代数》,翻开一页,有道例题,他用铅笔在空白处写着:“此题有三种解法,吾儿可试之。”字迹已经淡了,但力透纸背,能摸出凹痕。这是我做过的题目,在我看来,父亲的标注是一种解题指引,也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殷之心。无论走到哪里,我会随身携带这本书,它像一轮红日,亮在我心间。
儿子在隔壁房间背诵课文,童声清脆:“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我忽然想起父亲教室里的朗读声,几十个孩子,几十种嗓音,汇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希望之海,这涛声穿越时间,仿佛与我儿的声音汇合。
书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它让父亲这样平凡的乡村教师,在无数个清贫的日子后,看见自己种下的“字”,终于长成了“林”。而我的路,是从他的讲台开始延伸的。每个字都是一个火把,虽然微弱,但能指引人前行。如今,父亲已退休,我们偶尔在一起谈《代数》,有谈不完的话题。我想,《代数》是另一种秩序与传承,是父亲给我人生答卷的一种解题逻辑和思维方式,帮助我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自己的人生算法。
我也会把书交给儿子,在封面上写下:“代数。赠吾儿。二零二六年春。”
(陈白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