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云

父亲用牛皮纸包好书，然后在封面上用钢笔写道：“代数。赠吾儿。一九九五年秋。”字迹遒劲瘦硬，是那种在黑板上写久了形成的风格。父亲当时是小学教师，赠我这本书时，我才上初中。

有一天晚上，我拿出全县数学邀请赛一等奖证书给父亲看，他眼里立即泛起喜悦的光。那晚我们坐在堂屋里聊了很久，他第一次跟我讲他过去的事：如何一边教书一边种地一边养家，如何在煤油灯下自学大学课程，从几百名民办教师中脱颖而出，考取只有五十个指标的公办教师。

“你外公是铁匠，不识字，我考上公办教师时，他在铁匠铺里坐到深更半夜。说读书跟打铁一个样，打着打着就成形了，成有用的器物了。”父亲说这话时，眼睛望着梁上吊着的犁铧，激动得像在诗朗诵。

从那天起，我们的对话变了。他不再只问“成绩如何？”“排名第几？”而是和我讨论《诗经》里的农事诗与节气的关系，谈论《古文观止》里的风骨与气节，讨论《红岩》里的人物性格与革命信仰。有时我写信回家，他会用红笔批改，在“光阴荏苒”旁注：“此词可用‘白驹过隙’，更有味”；在描写同学友谊处批：“此处可加一句环境描写，以景衬情”。信纸的空白处，常常被他写满。

记得有一年深秋，我带刚上小学的儿子回老家。父亲正在院子里晒书——这是他的习惯，每年选秋天的一个晴好日子，把所有书搬出来见见太阳。书摊了三门板，在阳光下似一对对展开的翅膀。儿子跑过去，拿起一本插图版《三字经》，咿咿呀呀地念起来。父亲蹲下身，指着“教不严，师之惰”那行，一字一字地教他认。

“爷爷。”儿子忽然抬头说，“老师说，老师是园丁。你是园丁吗？”

父亲笑道：“爷爷是种书的人。把字种在土里，等它发芽开花结果呢。”

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一起整理晒好的书。父亲教我如何捆扎，如何防蛀。他拿出一包包晒干的芸香草，分别夹在一个个装好书的纸箱里，“书也是有生命的，要呼吸，要见光，要有人念它，字才不会死。”

晚上，我在父亲书房看《代数》，翻开一页，有道例题，他用铅笔在空白处写着：“此题有三种解法，吾儿可试之。”字迹已经淡了，但力透纸背，能摸出凹痕。这是我做过的题目，在我看来，父亲的标注是一种解题指引，也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殷之心。无论走到哪里，我会随身携带这本书，它像一轮红日，亮在我心间。

儿子在隔壁房间背诵课文，童声清脆：“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我忽然想起父亲教室里的朗读声，几十个孩子，几十种嗓音，汇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希望之海，这涛声穿越时间，仿佛与我儿的声音汇合。

书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它让父亲这样平凡的乡村教师，在无数个清贫的日子后，看见自己种下的“字”，终于长成了“林”。而我的路，是从他的讲台开始延伸的。每个字都是一个火把，虽然微弱，但能指引人前行。如今，父亲已退休，我们偶尔在一起谈《代数》，有谈不完的话题。我想，《代数》是另一种秩序与传承，是父亲给我人生答卷的一种解题逻辑和思维方式，帮助我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自己的人生算法。

我也会把书交给儿子，在封面上写下：“代数。赠吾儿。二零二六年春。”

（陈白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