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文俊 李玉麟

3月26日，2026年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50人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以“主旨演讲+圆桌对话”的经典活动形式，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核心议题，汇聚行业智慧，开展深度交流，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言献策。

高水平技术经理人全球稀缺！ “技术金矿”如何挖掘？在中关村论坛年会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50人论坛发起人之一张国军教授。

高校院所里沉淀着大量“技术金矿”

记者：您深耕产学研领域多年，既见证了高校原始创新的丰硕成果，也推动了众多技术走向产业化。当前我国论文、专利数量已居全球领先，但成果转化仍面临挑战，您认为核心瓶颈在哪里？

张国军：科技创新是一条完整链条：从0到1是原始创新，从1 到10是成果转化，从10到100是产业创新。这些年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巨大，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也产出了大量高水平成果，比如我们团队研发的“高性能显示玻璃构件光热力协同加工装备”，就攻克了30微米超薄玻璃加工难题，实现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但整体来看，瓶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筛选机制缺失”。我们有海量基础创新成果，但哪些真正具备产业化潜力，缺乏高效的识别与筛选机制，导致部分创新与市场需求脱节。二是“转化环节薄弱”。高校和科研院所里沉淀着大量“技术金矿”，但由于体制机制、资源配置等原因，这些成果往往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未能有效转化为有价值的产业技术。我们致力于搭建高校与产业的桥梁，让实验室里的创新真正落地生根。

湖北加速向“两创融合”发力

记者：结合湖北的科教优势，您认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加速融合最关键的着力点是什么？

张国军：湖北作为科教大省，已构建起“1 家国家实验室 + 8 个大科学装置 + 45 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梯次创新矩阵，原始创新能力非常突出。但要将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还需在三方面重点发力：

第一，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湖北近年来在成果转化机制上已有进步，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比如在科研人员激励方面，可借鉴部分高校“赋权 + 让利”的改革经验，将成果转化收益大幅向科研团队倾斜，同时建立尽职合规免责制度，消除“不敢转、不愿转”的顾虑。

第二，强化科技金融协同。我曾对比过武汉光谷高新大道与深圳深南大道—— 两条 “万亿级大道”都聚集了华为、长江存储等龙头企业，但在科创投资领域差距明显。深圳有深创投、高新投等顶尖投资机构，而湖北的科创基金在数量和规模上仍显不足。建议加大政府引导基金投入，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构建覆盖“种子期 — 成长期 — 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完善人才留存机制。湖北高校每年培养大量优秀人才，但如何让这些人才留下来、干起来，是关键课题。要通过优化创业环境、搭建实践平台、提供发展机遇，将青年人才的创新天赋和创业能力，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持续动力。

让更多有能力、有意愿的人加入

记者：成熟的技术经理人十分稀缺。您认为如何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

张国军：技术经理人的稀缺是全球性问题，核心在于其要求具备“全能型”素质 ——既要懂技术、懂管理，还要会整合资源、懂投融资，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纽带。我国已出台技术经理人分级教材，为标准化培养奠定了基础，但结合实践经验，我认为有两个重要方向：

一方面，构建梯度培养体系。要依托高校和专业机构，开展系统化培训，既涵盖理论知识，也注重实践技能，比如通过技术交易“问诊室”等场景，让学员参与一对一项目辅导，积累实战经验。

另一方面，激活兼职人才队伍。全球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都稀缺，他们大多不是全职身份——要么是有产业情怀的高校学者，要么是有技术敏感度的企业家。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这类人才兼职参与成果转化，比如允许从成果转化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10%用于奖励技术经理人，让更多有能力、有意愿的人加入技术经理人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