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达：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刘醒龙文学馆负责人

武汉大学汉语写作研究中心学术支持

□沈嘉达

《钢的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封面明确标注“百年钢厂的改革史诗，工人群体的心灵塑像”字样，这是作者罗日新的写作追求。《钢的城》以大冶钢厂为原型，全方位展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传统国企生存、发展的艰难历程，字里行间“带着钢铁改革者骨子里的担当和情义，更带着一代代钢铁人心中如钢花般璀璨的未来畅想”。

《钢的城》是中国当代工业文学“模式叙事”的扛鼎之作

《钢的城》于2008年8月完成初稿，后修改于休斯敦、上海、黄石等地，一直到2022年3月定稿。据本书“附录：主要人物表”所列，小说的“主要人物”就达60人之多。

面对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吴义勤深有感慨：“《钢的城》是中国钢铁工业百年历史的文学缩影，是新时代钢铁企业改革发展的解剖样本。”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川鄂也盛赞：“（《钢的城》）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在作者的掌握和引领之中，构成了世纪转型期的钢铁史诗。”

就笔者看来，罗日新的这部53万多字的长篇小说，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行解剖的文学样本——言其具有史诗品格，称赞其敢于切中时弊等，皆为题中应有之义。亦有论者譬如邱华栋认为小说展示了“毛茸茸的生活”，杨庆祥则大力称道其“危机叙事”等，则只能说是“泛泛而谈”，因为从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本质要求来讲，“毛茸茸的生活”和“危机叙事”都是基本要求。

作为“一本写中国工业的书，也是一本写中国改革者的书，更是一本写中国工人的书”，罗日新的《钢的城》远远不只展示了“毛茸茸的生活”和单纯的“危机叙事”。《钢的城》以宏大气魄和深度思考，为中国当代工业文学提供了文化新质。质言之，这就是在小说中通过三种主要叙事模式和两种次要叙事模式的建构，完成了中国传统钢铁企业转型的“文学（小说）认定”。因此，我们可以将《钢的城》称之为当代工业文学“模式叙事”的扛鼎之作。

易国兴所代表的乔光朴式改革叙事不能适应新时代诉求

正如小说一开始就展示出来的，“百年老厂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家有着三万六千名正式职工、四万多名大小集体厂工人的国营大企业”，连年亏损已达六七亿元，甚至“开始拖欠工资，这可是临钢从未有过的事”。

怎么办？！

小说模式叙事就此展开。

第一种模式是乔光朴式的改革叙事。易国兴就是临钢的乔光朴——他的“上任记”故事从质疑“这是什么管理水平”开始。易国兴在“春节的鞭炮还未放完”，就不打招呼深夜来到平炉厂突击检查，发现问题后“当场处分了工人，宣布一对夫妇待岗”；他叫停“大干100天”的粗放式作法，严肃处理了耐火材料分厂厂长廖波受贿一事，限令各分厂厂长三天内“拿出改革方案”。在他看来，改革就四个字：“减员增效。”因之，易国兴不惜众叛亲离，成为众矢之的，也要让全公司两万六千名正式职工下岗，并将四万多大小集体厂工人剥离出去，“这样算下来，整个临钢七万多工人，要下岗分流近六万人。”

易国兴有着自身的改革哲学，“不换思想就换人”造就了他粗暴的改革方式。譬如临钢的特色在特钢，然而易国兴急于摆脱企业困境，就不顾公司副书记冯为泰反对，更不在乎总工程师王世儒辞职，而让特钢转型生产普钢，从而严重挫伤了技术人员创新的积极性，也深刻动摇了企业长久发展的根本。虽然转型普钢后企业暂时度过了危机，但当临钢遭遇新一轮金融危机之时，就不可避免地全面瘫痪，易国兴也被迫黯然下台。

公平地说，易国兴是一个有想法有意志有行动的改革者，他的失败不只是个人的失败（一意孤行，重用投机者田铭健，缺乏长远发展战略等），更是模式的失败。正如小说中俞钢所言：“问题在于，易总的做事风格非黑即白……结果呢？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出去了。”“他救了临钢，也伤了临钢的元气。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是时代造就的。”

如果《钢的城》中发生的故事被安置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易国兴就是一位乔光朴式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当年蒋子龙将乔光朴当作下山猛虎那样描述，甚至连乔光朴的面部轮廓也如猛虎一样勾勒，顺应了那个百废待兴百废俱兴亟须强力英雄的时代要求，也契合了广大读者的文学审美想象，哪怕“粗暴”变成了力量的代名词，效果掩盖住行为的即时性，也能在那样一个时代产生共情冲动，乔光朴自身顺理成章成为了改革开放的符号。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在21世纪这个“新时代”，文学需要新的思考，新的创造。

祝大昌的传统家族管理模式并非现代企业持久发展之道

祝大昌形象的出现具有特殊价值。这不光是祝大昌的身上带有作者罗日新浓重的个人色彩，其人生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书作者罗日新耦合，更重要的是，祝大昌的生产与经营理念代表着民营企业发展模式。这是《钢的城》提供的第二种叙事模式。

当易国兴大刀阔斧搞改革大批员工下岗民怨沸腾时，祝大昌不搞下岗潮，而采取逐步分流、轮岗代下岗等理性而稳妥的措施。他被易国兴解职后，远离临钢，“收购了江阴钢铁厂和新疆库尔勒无缝钢管厂，打开了欧美和中东的市场”，应该说，作为民营企业家的祝大昌非常成功。然而，《钢的城》给我们提供的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转型的模式并不是民营替代国营，因而在设置上“规定性地”让祝大昌的命运也像易国兴一样由盛转衰，走向谢幕。

如果说，易国兴的失败更多取决于时代（这已经不是乔光朴的时代）的话，那么，祝大昌的失败更多地来自个人的素养和现代企业理念的欠缺——在《钢的城》中，罗日新设置了祝大昌的弟弟祝国祥这样一个“败家子”角色，譬如祝国祥任人唯亲，设计敲诈田铭健获取钢材指标；又如，祝国祥好赌竟然挪用大笔公司款项；再如，盲目投资江滩欠下巨额债务遭人追杀……表面看，是祝国祥直接导致了祝大昌民营公司的破产，但从根本上看，罗日新所要暴露的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死穴，它告诉读者，传统家族管理模式（而不是现代民营企业发展新模式）并非现代企业持久发展之道。

俞钢推行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才是传统企业转型的康庄大道

俞钢的现代企业发展模式才是临钢发展的王道。这是《钢的城》展示的第三种叙事模式。

俞钢与易国兴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俞钢更是清醒的现代企业管理者。他像易国兴一样严格管理，他熟悉现代管理科学，并不忌恨举报过自己的孙锦西，因为他意识到兼信则明偏听则暗；他目光如炬，对社会转型、市场迭代早有科学预判，因之请回被易国兴遗弃的专业人才重新树立特钢旗帜，走上现代企业发展快车道；他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不断创新，努力开拓国际国内市场；他注重分配制度改革，搞混合制以便“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总之，这位起点高、能力强的临钢后代，践行的就是一条传统国有企业转型发展康庄大道。

“随着老一代人逐个逝去，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新的时代是俞钢的时代，而易国兴、祝大昌的时代成为了历史。小说结尾写到，俞钢帮助祝大昌还清了债务，也收购了祝大昌的江阴钢铁厂和新疆库尔勒钢管厂，俞钢本人则被任命为中华集团新组建的下属特钢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一切昭示着临钢的转型改革已经顺利完成，新的模式灿然而生，行稳致远。

当然，《钢的城》还存在着两条小的模式叙事。一条是祝国祥等人成立钢花贸易公司所推行的“依附（临钢）型”发展模式，另一条就是傅佳钢所实施的企业蛀虫式发展模式。事实证明，这两种模式都没有长久生命力，不是现代企业发展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