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黄文炜 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编者的话：日前，一起日本广播协会（NHK）国际广播新闻节目中的意外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一名中国籍雇员脱稿将新闻稿中的“尖阁诸岛”口播为“钓鱼岛”，并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由于该节目为现场直播，这一内容被完整地实时播出，持续了约20秒。NHK已决定与这名播音员解除合约，负责NHK国际广播的理事傍田贤治于9月10日辞职。随着事件发酵，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态度以及在报道中国历史、发展现状时的相关做法进一步引发争议。日本内阁府今年公布的涉华民意调查显示，超八成日本民众对中国“没有亲近感”或“相对没有亲近感”，多位专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背后日本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日，《环球时报》对此现象展开调查，看日媒涉华报道究竟如何深刻影响着日本民众的对华认知。

日媒报道中国，有特定模式

据《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多年的观察，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的历史或现实时，有一些特定的模式和潜在的问题。这些报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每年8月，在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日的背景下，日本媒体都会集中报道过去的战争，但内容专注于本国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和民众遭受的苦难，而对于日本给其他国家造成的战争灾难极少提及。尤其是日媒在报道抗日战争相关话题时，通常会显现出一定的敏感性，并选择谨慎的方式进行报道，比如“南京大屠杀”等词被日本广播协会（NHK）禁用，只能称为“南京事变”；日媒在用英文报道靖国神社时，也避免使用“与战争有关的神社”这种翻译。一些右翼媒体还会淡化日本在战争中的角色，甚至试图美化侵略战争。这种报道导致日本人对历史的认知有偏差，加深了公众对历史的误解误读。

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时，往往关注中国的制度与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并刻意放大人权等问题。这种长期的负面、片面报道模式可能会在民众心中渗透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形成中国“具有威胁性”“恐怖”的认知，形成对华反感的氛围。

在报道中国经济时，日本媒体通常会以对比的方式，强调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对日本经济的挑战。特别是在科技、制造业等领域，中国因快速发展被认为是日本的竞争对手，这种焦虑情绪在媒体中时有体现。这种过度渲染竞争关系的做法加剧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焦虑，忽视了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合作潜力，削弱了民众对中日合作的期待。

而在文化报道中，日本媒体往往更倾向于关注日本文化对中国的输出，而忽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影视剧、文学、艺术等在日本也有一定市场，记者认识的日本家庭主妇对中国的经典电视剧和明星都很熟悉。但日本媒体往往更倾向于报道日本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这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现代文化的了解较为有限，难以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认知。

此外，文化交流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也未能得到足够重视。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往往停留在传统文化层面，忽视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多样性。日本人津津有味地读《三国志》，但对中国当代文化活动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书店里有关日本的书籍琳琅满目，但日本书店里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社会文化的书却凤毛麟角，比较著名的就是科幻小说《三体》，一直在日本畅销书榜单之列。

记者还注意到，日本媒体在选择报道哪些中国新闻时，往往更倾向于报道负面事件，比如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而对于中国的正面新闻如科技创新、环保行动等则报道较少。这种选择性报道容易让日本民众忽视中国当下的发展和进步。

日本学者反思：很多国际报道“不着边际”

今年5月，东京大学教授大卫·麦克尼尔在《亚太日报-日本焦点》刊文分析了近50年来日本媒体涉华报道发生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媒涉华报道大多专注于中国的发展。但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位《日本经济新闻》前记者批评日本当时的右倾倾向时回忆称：“我年轻时从未想过写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当时大约80%的日本人都喜欢中国，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方面，日本保守派开始挑战二战的大部分公认叙事，包括在中国的战争暴行。与此同时，日媒涉华报道开始渲染“台海紧张局势”“中国对美日同盟关系的担忧”等内容。1993年，执政的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首次下台，直至2012年安倍晋三出任首相。文章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加上对日美同盟信心的下降，引发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深切焦虑。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廉德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媒体往往与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导致这些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时都有其特定的立场和叙事方式。表面上，日本媒体大部分是独立经营的，但实际上，除了NHK是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以拥有电视机的各户家庭所负担的收视费为财源，日本其他媒体都需要靠广告维持，背后有不同的财团和政治组织，这也意味着这些媒体都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

比如，《环球时报》记者曾赴日本最大的日报之一《读卖新闻》报社进行采访，当时了解到，该报深受日本保守派政治势力的影响，与自民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报道倾向通常与自民党的政策方向相符，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问题上。所以在涉华报道中，《读卖新闻》通常会突出“中国军事扩张”和给日本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将中国描绘为“有威胁的对手”。

即便通常被认为是“权威中立”的NHK，其运作和报道也可能受到政府的影响。日本政府对NHK的资金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通过“放送法”对NHK进行监督和指导。政府任命的NHK理事会成员以及对NHK预算的审查，都可能影响其报道的内容和方向。

“媒体的观点不仅代表它们自身的立场，也代表着背后特定的‘粉丝’群体。”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笪志刚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如果社会存在分歧，媒体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声音。以《朝日新闻》为例，它的左翼倾向吸引了许多左派读者，而右翼人士则可能倾向于阅读其他符合他们观点的媒体。媒体的报道和分析可能会引导民意，而民意也会反过来影响媒体的内容和方向。

一位驻中国多年的《读卖新闻》记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许多日本商业媒体只会做读者想看的新闻，而不考虑舆论导向。所以一些日媒的涉华报道中呈现出较强的攻击性，是因为它们的受众群体对中国的看法不友好，他们想看比较负面的信息。

此外，日本学者经常探讨日媒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存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部分日媒在报道中国时，往往依赖西方媒体的报道，还会直接引用西方媒体的分析和观点来解读中国。这种做法使得日媒的涉华报道常具有西方的视角和倾向，缺乏独立性。特别是当西方媒体对华报道带有偏见时，日媒的二次引用可能会进一步放大这些偏见。

也有学者关注到，日媒涉华报道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国际新闻报道整体也在发生转变。大阪大学媒体研究机构“Global News View”总编、澳大利亚学者维吉尔·霍金斯分析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媒的新闻报道重心渐渐转向国内，国际新闻报道量约减少40%，这不仅影响到民众的对华认知，也更广泛地使日本民众缺乏对国际问题的整体认识。日本学者饭山阳、岛田洋一今年1月出版《日本的国际报道都是谎言》一书，对政府和媒体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日本对很多国际新闻的报道“不着边际”，甚至有国会议员对中东局势一无所知。

“看中国、游中国”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府今年1月公布了一年一度的涉华民意调查结果。其中，对中国“没有亲近感”和“相对没有亲近感”的受访者比例为86.7%。但《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的感受是，该调查覆盖范围仅为几千人，可信度并不高。不少日本人一边学着中文、读着中国古典文学，一边在调查中回答“对中国没有亲近感”，这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日本民众强烈的“同伴压力”意识，尤其近些年关于“日本人对中国亲近感降低”的新闻很多，不少对中国没有明确好恶的人也会跟风称自己对中国印象不好。

与此同时，微妙的是，日本“Z世代”受访者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为41.6%，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读卖新闻》记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用传统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是中老年群体，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眼界更宽，对中国的看法有所不同。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注意到，有相当多日本人都乐于了解真实的中国。记者的一位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日本朋友到中国出差时，最喜欢和出租车司机聊天。他告诉记者：“出租车司机见识广、话题多，和他们聊天受益匪浅，能了解普通中国人的冷暖人生。”还有一些日本人自学中文，上网看中国媒体的新闻，并与日媒涉华报道作对比，从而得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记者还有一位已年逾古稀的日本朋友，他自学中文几十年。他告诉记者，自己每天都去健身房，经常遇到华人，他总是尽量用中文和他们聊天。他说：“只有与中国人交谈才能了解真实的中国。”

“日本媒体影响了日本人的‘中国观’。”廉德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笪志刚也表示，近年来，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日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这背后，本质上是日本政府推行的危险的对华政策和遏华思维，以及对华周期性反反复复和整体性不信任、妖魔化。

8月30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第七届西日本地区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提到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他说，由于日本社会缺乏直接接触了解中国的机会和渠道，以及日本媒体片面扭曲的对华报道，导致大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持有误解和偏见。他提出，要鼓励日本民众“看中国、游中国”，才能真实、客观、全面、平衡地认识中国，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