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林翰凌辱包丽案写入最高法报告，同居关系中的施暴者该害怕了
文 | 唐凯兰
新华社3月8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介绍，牟林翰凌辱同居女友包丽致其自杀，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确立了婚前同居施暴须以家庭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司法规则。
报告还显示，最高法去年发布两批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恋爱、同居遭遇对方暴力，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发出各种人身安全保护令5695份，同比增长41.5%。
牟林翰在与北大女生包丽恋爱、同居期间，因为记恨包丽的性经历，对她施加了长期的语言凌辱，在这种持续不断的PUA下，包丽产生了深重的内疚情绪。牟林翰对此不仅没有主动纾解，反而变本加厉，包丽走不出这种PUA的伤害，最终于2019年10月服药自尽。
北京两级法院先后审理了此案，并于2023年7月下达终审判决，牟林翰虐待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赔偿73万元。此案在当时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牟家的背景势力、罪名及量刑等都引发社会争议。就在最高法将包丽案选为典型案例写进报告的时候，牟林翰其实早已刑满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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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最高法将包丽案写进报告，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种精选、重大案例的指导下，地方各级法院可将类似的案件纳入统一的指导原则下，有助于对发生在非婚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予以调节和审判。向最高法案例看齐，发挥个案的普遍指导作用，这是此事值得肯定的地方。
正如报告及发言人所言，最高法选择牟林翰案的立意，是将婚前同居类比家庭成员来处理，对同居关系中的暴力加以刑事规制。这意思很明显，就是将“家庭成员”扩大化解释，进而纳入同居关系，使得虐待罪能适用于这一关系。对法官而言，这是明确的定罪量刑依据，也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结婚越来越谨慎，在确立婚姻关系前，会经历比较长时间的同居生活。“婚前同居施暴须以家庭成员承担刑事责任”，可以有力地震慑亲密关系的施暴者，也便于受害者及时得到法律的救济。
不过，对于“家庭成员”的扩大化解释，也有不同意见。
包丽妈妈在女儿死后，持续地要求司法严惩牟林翰，对她而言，这个“严惩”的程度恐怕不是三年多刑期可以满足的。有人说，包丽妈妈在痛失女儿之后，发现为了给牟林翰量罪定刑，包丽竟然还要承担牟林翰“家庭成员”的名义，心里会不会有些不舒服？
稳定同居可认定为刑法上的家庭成员，这在司法程序上确实简便了，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来说，在心理上，可能比较难接受这种被司法所承认的准社会关系。所以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不用家庭、婚姻这些关系来处理这些暴力犯罪事件，不要把家庭成员或准家庭成员来定性暴力，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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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就是暴力，不用非得依附于家庭或婚姻关系。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太多悲惨故事，遭受家暴的女性被伴侣动手暴打、车撞、浇油焚烧等，因为她们是加害者的妻子、女友、前妻、前女友，所以被司法纳入家庭或婚姻关系中考量。一方面，这导致某些基层执法人员对家暴和稀泥处理，另一方面，这也多多少少妨碍了法庭的定罪量刑，否则最高法何必拿牟林翰案来定规矩？
所有的暴力都是一样的，不该以是不是家庭成员、是否结婚为衡量，而对这类暴力的执法与判决，也应该超越家庭或婚姻关系的“羁绊”。最高法报告本身也说明，女性申请的人身保护令只增不减，这很能说明问题。或许，利用个案来达致普遍法治效果时，更应该站在那些难以发言或已无法说话的被害人角度，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