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英国执政党工党17日召开特别大会，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7月20日就任，成为英国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在接任工党领袖后，伯纳姆承诺，将领导一个没有内斗和派系政治的团结的工党政府。他的底气来源于所获得的压倒性支持，在403名工党议员中，他赢得了379人的支持，工会以及工党的分支机构也都支持他。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南亚学院）副院长徐瑞珂表示，一名长期担任地方领导职务的政治人士出任首相，这在英国政治史上很少见，上一次类似情况还要追溯到从伯明翰市长任上被起用的张伯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政界对现状不满，迫切需要新的执政思路。伯纳姆的表态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认为英国为扭转20世80年代以来的撒切尔主义政策，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执政方式，包括推行公共服务公有化，筹集资金解决医疗照护问题，并建设新一代保障住房等。

从曼彻斯特走向伦敦

为伯纳姆赢得广泛支持的核心政治资本，是他过去9年多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形成的执政理念，包括将权力下放地方、扩大公共服务、主张公共服务重回公有化等。在英国，其任职理念被媒体称为“曼彻斯特主义”。伯纳姆2017年主政大曼彻斯特市以来，该市经济增长明显。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3年，大曼彻斯特成为英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朔表示，伯纳姆走的是立场偏左的中间路线，地方主政经验丰富，深谙如何回应民众诉求，这形成了他区别于英国国会传统政客的政治底色。选举之前，伯纳姆就多次表示，将把“曼彻斯特主义”推广至全国层面，如计划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同时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并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等。

徐瑞珂认为，伯纳姆就任党首后的发言直指“症结”，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并试图以“动态纠偏”逐步扭转撒切尔主义政策的弊端。据媒体报道，伯纳姆将于20日在唐宁街10号发表演讲，阐述“建设更美好英国的愿景”，并在上任第一周出台缓解英国人生活成本压力的政策。

然而，其政治蓝图与社会现实之间仍横亘着不小的距离。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等，让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截至2024年6月，英国不包含国有银行在内的公共部门的净债务已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9.5%。保守党政府下台时还留下了超过220亿英镑的财政亏空。今年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英国通胀高企，5月，英国国债收益率高居七国集团之首，尤其是与德国国债的利差已经突破200个基点，为30余年来最高水平，使得英国政府发债成本畸高，留给新政府腾挪的空间有限。王朔认为，扩大公共服务的路线在地方层面或许可行，但在全国层面将首先面临财政能力有限的挑战。

首相“走马灯”式更换的背后

自2016年6月“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执政49天。有分析人士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深层原因则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脱欧”后，英国贸易成本上升、金融地位下降、公共财政承压、产业空心化等挑战日益突出，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以伊战事的冲击又接踵而来。如今的英国政坛正形成一种惯性——一旦陷入困境，政党就把更换党首当作应对危机的办法。斯塔默政府的下台便是一例，在5月地方选举中工党受挫后，为避免未来大选继续失利，工党立即通过补选当时甚至都不是议员的伯纳姆实现换将，缓解压力与不满。

在王朔看来，英国政治运行出现失序，政客只关心政治博弈，将政治规则庸俗化，政治运行看似良好，但普通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和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往往被忽视。这样的困局，如果没有身负巨大改革决心的政治人物或政党是无法根本解决的。他指出，当前欧洲中左翼政党实际上都在失势，中间道路难以吸引选民，越来越多选民被极右翼政党吸引，工党面临的是欧洲传统政党的结构性困局。

徐瑞珂认为，工党此次换将的最大动力正是地方选举失利带来的危机感。自布莱尔以来，工党放弃传统左翼路线，寻找中间路线。工人阶层特别是底层对其失望，转而支持英国改革党等极右翼政党。“伯纳姆今年6月初还仅有100多位工党议员支持，但其在6月议员补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英国改革党候选人的成绩，让工党看到了希望。选择伯纳姆领导工党，某种程度上也是工党应对英国改革党挑战的一次试验和赌博。”

在对外关系上，徐瑞珂认为伯纳姆大概率会延续既有政策，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伯纳姆此前表示支持英国重返欧盟，但近期更强调尊重2016年公投结果，称对“脱欧”问题的持续争论只会让国家陷入僵局，这种政策调整反映出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权衡，也预示着其对欧政策将以务实为主。

在高度团结中，工党选出了新党首。伯纳姆坦言，这是工党“改变的最后机会”，“如果我们陷入内斗，各自朝不同方向拉扯，就无法击败英国的新右翼”。这番话既是对党内团结的呼唤，也是对英国政治现状的深刻反思。这位来自曼彻斯特的候任首相能否打破英国“走马灯”式换相的魔咒，不仅取决于他个人的政治智慧，更有赖于英国政治生态的整体走向，其执政之路将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

（本报记者 李曾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