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5月29日晚, 约万名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 举行主题为 “不让战争发生”的大型反战集会”。与此同时, 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同步举行联合抗议活动。集会现场,“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守护和平”等标语随处可见,抗议者将矛头直接指向高市早苗政府近年来持续推进的扩军、防务出口以及修宪相关政策。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街头抗议并非罕见现象。但 在日本,这样 一场以反战为核心诉求、 覆盖全国多个地区的大规模集会,却 具有远超事件本身的象征意义。因为它触碰的并不仅仅是当下的政策争议,更牵动着日本战后八十年来最核心的国家身份认知——日本究竟要继续坚持和平主义道路,还是逐步走向一个“正常国家”的军事化转型。
战后日本政治秩序建立在一个特殊基础之上。1947年正式实施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放弃战争权利,不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一条款不仅塑造了日本数十年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也成为战后日本社会集体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经历过战争创伤的日本社会而言, 和平主义并非抽象口号,而 是建立在历史反思基础上的国家选择。
正因如此, 每当涉及修宪、 防卫政策调整或军事力量扩张时, 日本社会总会出现激烈争论。近年来,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推动政策转型的理由。从防卫预算持续增长,到突破长期限制扩大武器出口;从强化与美国同盟关系,到积极推进与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日本安全政策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一轮调整。
特别是在 高市政府上台之后,这种 趋势进一步加快。扩大防卫开支、推动反间谍法立法、讨论修宪可能性,以及推动护卫舰等装备出口海外,都被支持者视为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必要举措。
然而问题在于,政府对于安全需求的强调,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此次东京街头出现的大规模抗议,恰恰反映出另一种声音的存在。 许多日本民众担忧, 安全政策的不断突破正在逐渐模糊战后日本长期坚守的和平底线。尤其是武器出口问题,更容易触动公众敏感神经。
过去几十年,日本长期实行严格的武器出口限制政策,其背后逻辑正是避免卷入国际冲突。当日本开始向海外出售防务装备,并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时,部分民众难免产生疑问: 日本是否正在一步步偏离战后形成的和平国家定位?
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来自现实层面的军事风险,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历史记忆。 日本是世界上少数既发动过大规模侵略战争, 又经历过战争毁灭性后果的国家。 二战结束后的 和平发展道路, 使日本获得了长达数十年的 稳定环境,也塑造了其国际形象。因此,对于不少日本民众而言,任何涉及军事扩张的举措都会引发对历史重演的警惕。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抗议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对立,而 是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 两种国家观念之间的碰撞。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所处的安全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仅依靠战后形成的和平主义框架难以应对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增强防卫能力,扩大国际安全合作,承担更多地区责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正是因为国际局势复杂, 日本更应坚持和平主义传统,通过外交、经济合作以及多边机制维护地区稳定,而不是不断强化军事手段。对于他们而言,军备扩张并不会自动带来安全感,反而可能加剧周边国家的不信任,形成新的安全困境。
事实上,这种争论并非日本独有,而是许多国家在安全与发展之间都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任何国家都有维护自身安全的权利,但安全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堆积就能实现的目标。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军备增长能够提高威慑能力,却未必能够消除不安全感;安全合作能够增强战略协调,却也可能引发新的地缘竞争。如何 在防卫需求与和平原则之间保持平衡,始终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任务。
从更广阔的亚洲视角来看, 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之所以备受关注,还因为它 不仅影响日本自身, 也关系到整个地区的战略环境。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重要地区力量,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周边国家密切观察。特别是在历史问题尚未完全消解的背景下,日本任何涉及军事领域的重大调整,都容易引发外界联想。因此,相比单纯增加防卫预算,更重要的或许是如何建立透明、克制并具有可预期性的安全政策框架。
东京街头的万人集会,未必能够改变政府既定政策方向,却 真实反映出 日本社会内部仍然存在强烈的和平主义力量。这些声音提醒外界,日本并非只有一种立场,也并非所有人都支持不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边界。
当越来越多国家重新讨论军费、军备和战略竞争时,日本社会这场关于和平与安全的争论实际上具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它所讨论的不只是日本未来的国家道路,也是在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 一个国家究竟应该依靠什么来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历史给出的答案从来不是单一的。军事实力固然重要,但 持久和平往往来自信任、 克制与对历史教训的敬畏。东京街头那些高举“不要战争”标语的人们所表达的,或许正是这种跨越时代的提醒—— 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 是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守护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