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简称“楚超”）在黄石奥体中心打响揭幕战，黄石队坐镇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双方1比1战平。比赛中，荆州队62号球员江尔晗（右）打入楚超历史上首粒进球。（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 摄）

湖北日报评论员

4月12日，黄石奥体中心，“楚超”揭幕战打响。

未来8个月里，17支球队，146场主客场对决，8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球员，将身披各自城市的战袍，为荣誉而战。

这是湖北人用足球重新定义城市认同的集体宣言，也将是荆楚文化在绿茵场上的生动彰显。

（一）

什么是楚超？

2025年，苏超以“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硬核姿态横空出世，13座江苏城市在绿茵场上演“散装江苏”的荣誉之争。一时间，“苏超”成为现象级IP，场场爆满。

苏超的火爆有其独特的土壤：江苏13市整体实力都很强，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同时进入全国百强城市的“大满贯”省份；“十三太保”的梗文化自带传播基因；各地市势均力敌，谁也不服谁。

其中的一些条件，湖北有，但还不完全一样。湖北17个市州，既有武汉这样的国家中心城市，也有恩施、神农架这样的生态功能区；既有襄阳、宜昌这样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也有潜江、仙桃、天门这样的直管市。

苏超的成功并不只是源于赛事组织本身，更源于它精准激活了一种早已存在的社会心理——“散装江苏”的自我调侃与城市自豪感的奇妙混合，苏超这个大型装置巧妙、持久地催动了情感共振。

很大程度上讲，湖北并不是去“制造”一个楚超，而是“发现”属于湖北的那个文化能量释放口，识别出那些已经存在于湖北人精神生活中的运动热情、城市竞合心理、周末出游习惯，然后用一个恰当的赛事框架来承载它们、放大它们。

真正看懂楚超对城市认同的凝聚作用、对文体旅融合的拉动效应、对群众体育文化需求的深层回应，就能明白这不只是组织一场大规模赛事，更是展示地域性格标签的一个窗口，通过可预期、低门槛、高黏性、强归属的集体文化心理碰撞和体验，通过赋予湖北各地自然景致、人文风情以独特的“剧情”和“舞台”，把分散的“地方性”汇成一种可表达、能共鸣的“整体性”。

（二）

楚超背后有什么？

湖北“七山一水二分田”，自然地理的差异特征较大。神农架最高海拔3000多米，江汉平原的海拔不足50米，这种垂直落差塑造了极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居住形态和文化心理。一个恩施土家族的孩子和一个汉口闹市区的孩子，童年记忆里的世界是两种样子。

武汉“两江三镇、隔江鼎立”的独特城市形态，在世界大城市中罕见；铁打的襄阳，历史烟云铸就了它的坚韧；宜昌是“三峡门户”，移民、工程、险滩塑造了它的豪迈……每一座城市都有魅力独具的历史线条感。

一个证明是，在哨声响起之前，楚超已经完成了17枚队徽的集结。

一些朋友可能只是扫一眼——哦，收集了不少东西。但如果真看进去了，会发现这压根不是一次简单的展示，而是湖北特质的“豪华全家桶”，是楚超赛事的“灵魂说明书”。

武汉华工科技队的队徽以长江大桥为核心视觉，蓝金配色中，蓝色代表“江城”底色，金色代表荣誉追求。这座桥连接的不仅是长江两岸，更是球队与球迷、过去与未来。

襄阳队的队徽把博物馆镇馆之宝青铜马搬上盾牌，身后是古城墙与城楼。青铜马象征拼搏与速度，古城代表坚守与勇气。这不是简单的文物复刻，而是告诉世人：襄阳足球，有历史可溯，有底气可依。

宜昌队的队徽将江豚、三峡大坝与足球组合，形成生态、工程与体育精神的融合表达。江豚的灵动、大坝的力量、足球的激情，共同构成宜昌的城市气质。

黄冈队的队徽堪称文化富矿：盾牌上部的骏马和山脉表征“千里跃进大别山”，中部的卷轴承载“千年文脉”的历史记忆，下部的浪花呼应苏东坡“大江东去”的千古绝唱。一枚徽章，浓缩了红色基因、文脉传承与豁达进取。

最接地气的或许是恩施“小土豆”队——身着西兰卡普织锦传统服饰的拟人化小土豆，雄赳赳气昂昂地头球争顶。这个设计既呼应了恩施“世界硒都”的农业特色，又展现了土家儿女的朴实坚韧。

还有潜江的龙虾、仙桃的黄鳝、天门的玉凤、神农架的冷杉……每一枚队徽，都在讲述关于土地、关于传承、关于归属的故事。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过“地方性知识”的概念——那种无法被普遍规则概括、只能在具体语境中被理解的知识。楚超的17枚队徽，就是17种“地方性知识”的视觉呈现。

通过这些视觉呈现，我们既能感受到参与楚超，大家不敷衍，都很用心，都很真诚，都很投入，也能体会到楚超在供给包括体育但又超越体育的东西。它让17座城市有机会做一次“自我再发现”，把地方符号通过足球这个全球化的媒介，重新编码为值得骄傲的身份标记。

（三）

湖北办楚超凭什么？

可以在三个维度中考察。

第一个维度：百年体育史。

中国近代体育的起点，与湖北有着很深的联系。张之洞在武汉推行“新政”，创办两湖书院，开设体操课——这是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早期实践之一。从那时起，湖北就形成了“体育与教育不分家”的传统，体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的权利。

第二个维度：四十年奥运史。

从1984到2024，湖北连续11届奥运夺金，全国仅湖北、浙江两省做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代又一代湖北人是在“奥运夺金”的叙事中长大的。

汉口的崇仁路，密集走出了周继红、陈静、乔红、伏明霞等10多位奥运冠军，被誉为“冠军一条街”。仙桃，这座一百多万人口的县级市，走出了李小双、杨威、郑李辉、廖辉、昌雅妮等多位奥运冠军，贡献了8枚奥运金牌，被誉为“亚洲体操之乡”“世界冠军摇篮”。

他们中的不少人，是被基层教练从普通学校、乡村田埂里“捞”出来的。他们的故事，回味起来是巨大的自豪，回望起来是厚重的历史。

第三个维度：接续传承的民间足球史。

1917年，安陆汉东书院（现安陆市实验小学前身）的操场上，一群孩子在课余追逐着一颗皮球。彼时，足球在这座鄂中小城尚属“西洋奇技”，没人能预见，这颗滚动的球将在此后一百多年里，成为一座又一座城市的精神暗号。

上世纪50年代，武汉肉联厂率先组建了“职工足球兴趣小组”，每逢周末，厂门口的解放大道都会因球赛而拥堵，职工家属、周边居民甚至学生，带着小马扎、干粮早早占座。“白天杀猪宰牛，晚上绿茵狂奔”，这是不少老武汉人的青春记忆。

上世纪60年代，在体育老师陈云仲的指导下，钟祥市旧口镇在一所农村学校成立了首支足球队，后来向国内顶级联赛输送出了杨红华、胡劲松、庞涛等多名职业球员。

这三个维度叠加在一起，我们才能理解：楚超不是一场从天而降的体育盛事，而是水脉自然分岔后的汇流。百年的体育传统、四十年的奥运骄傲、绵延不绝的足球记忆，在今天汇流到了一条新的河道里。

一场赛事，背后有无数的期盼、考量和未知。它会长成什么样呢？不知道。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担当，需要各方面动态调整，造好一个巨大的容器，去装载奔涌的活力。

但我们知道的是，赢了一起吼，输了一起扛，赛后握手、撸串、互相竖个大拇指——荆楚大地的热闹，就像油焖大虾、排骨藕汤、清蒸武昌鱼那样——各是各的味，合在一起就是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