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4月3日晚报道，高市早苗政府正在酝酿出台的放宽日本武器出口规则方案，其整体内容已经明确。高市政府计划本月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方案主要包括：取消仅出口非战斗用途的5类防卫装备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出口；就“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设立例外规定，留出一定的出口空间；此前日本国会审查或监督被视为武器出口“刹车措施”，今后此举将仅停留在事后“通知”层面。

　　此次获准出口的可能包括哪些武器？如何看相关规则的修改？

　　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截图

　　政策彻底转向

　　各类主战装备或将出口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闪评》栏目采访时表示，根据高市政府最新方案，获准出口的杀伤性武器，将涵盖日本军工体系各类主战装备，突破此前如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五类非战斗装备的出口限制。

　　空中装备含F-2战机、在日本组装的F-35战斗机、C-2运输机，此类军用改型及各类无人机系统此前无法作为成品出口；

　　海上装备可能含苍龙级潜艇、秋月级驱逐舰、以及相应的护卫舰，还有反潜巡逻机、舰载导弹系统等配套先进装备；

　　陆上装备可能含10式主战坦克、轮式装甲车、自行火炮等地面作战平台，以及导弹防御系统、反舰导弹等精确远程打击武器。同时还可能涉及军用电子、雷达、通信等高技术组件；这类装备此前仅以技术合作形式参与一些国际合作项目，全面解禁之后可以作为成品来直接出口。

　　△日本航空自卫队（JASDF）的川崎C-2运输机

　　项昊宇表示，此次新规最具争议之处，是武器出口不再受限于非杀伤性用途，原则上允许向符合日本所谓战略利益的国家出口。这标志着日本战后武器出口政策的根本性转变，从“原则禁止”转为“原则允许”，这一转变将使日本成为全球军工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深远冲击地区军力平衡。

　　“例外条款”存在审核双重标准

　　据日本媒体报道，草案方案就“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设立例外规定，留出一定的出口空间。何为“例外规定”？

　　项昊宇指出，所谓的“例外规定”或是高市府为突破现行武器出口三原则、规避禁止向争端当事国出售武器这一核心条款而设立的灵活解释机制。

　　这一例外规定可能采取个案审查叠加战略利益研判的双重标准：出口若符合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有助于强化日本与盟友关系、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即便对象国身处冲突，也可通过内阁会议特别审批的程序来获准出口。

　　在具体操作上，可能会设置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集体安全保障、维护国际秩序等模糊概念作为例外适用的条件。

　　这一修改严重背离日本战后和平外交，把武器出口从过去用于所谓“和平贡献”转为服务于日本对外战略意义扩张的手段，可能会导致日本武器经第三方流入冲突、激化区域紧张。同时模糊的例外条款可为日本政府提供绕开国会监督的政策空间，使武器出口决策更依赖于行政权力，削弱日本民主监督机制；

　　国际层面，这一修改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效仿，从而破坏全球武器出口的管控体系，加剧战乱地区武器流入风险，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潜在威胁。

　　关键刹车机制或将“形同虚设”

　　值得关注的是，相关方案出台后，此前被视为武器出口“刹车措施”的日本国会审查或监督，将仅停留在事后“通知”层面。对此，项昊宇表示：

　　此前，在武器出口问题上，政府在决策前必须向国会报告并接受审查，重大决策需国会批准，这一机制被视为防止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重要制度性的保障。

　　高市政府计划将国会作用仅停留在“事后通知”的层面，这就意味着国会对于武器出口决策的监督被彻底架空，使过去的“事前审查加事后监督”的双重制衡机制，退化为纯粹的事后告知。这标志着日本武器出口决策走向行政集权化，完全由首相与内阁，尤其首相主导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掌握在手中，国会将无法对可能引发争议的武器出口项目进行有效干预，只能被动接收事后通知，丧失实质影响力。

　　该变动违背战后日本宪法所规定的国会中心主义原则，削弱日本国内和平力量对政府军事扩张的制约能力，令日本武器出口更易受首相个人意志与右翼保守势力影响，增加日本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

　　△高市早苗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作汇报

　　激进步伐受双驱动 带来多重隐患

　　据报道，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此前建议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南，但高市政府计划连同三原则本身也修改。为强化武器出口的统筹功能，高市政府还计划新设由防卫省、经济产业省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协调机制。

　　高市政府为何要迈出更激进的步伐？

　　项昊宇认为，其核心源于日本的双重战略考量：谋求军事大国化的野心和经济复苏的诉求，同时受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及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影响。

　　经济层面，日本军工企业长期受限于本土市场规模，放宽武器装备出口限制可让日本军工企业获得国际市场空间，推动军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缓解经济长期低迷的压力；依托技术合作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反哺日本国内的军事扩张线路。

　　安全战略层面，高市政府欲借军售强化与美、澳、菲等盟友的军事捆绑，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安全网络，提升日本在地区的军事安全影响力，实现日本军事战略从过去的专守防务转向主动介入。此外美方默许甚至是鼓励日本放宽装备出口，叠加日本国内右翼对所谓“修宪”与所谓“国家正常化”的追求，为经济政策提供内外推力。

　　日本在扩军备武路上的激进之举会带来哪些影响？项昊宇表示，这无疑将埋下多重隐患：

　　此举违背战后日本国内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日本将更容易卷入地区冲突。

　　地区安全层面，这一举动会打破东亚地区军备平衡，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可能会刺激日本周边国家加速军事现代化，加剧日本自身的安全困境。

　　全球范畴来看，会破坏国际军控体系，形成不良效仿先例，加大战区杀伤性武器流通风险，对全球与区域和平安全构成重大潜在威胁。

　　步步蚕食 “和平宪法”被架空

　　项昊宇指出，高市政府修改武器出口限制原则，实际上是日本政府长时间以来推动强军扩武路线、安保政策根本调整的延续。

　　日方通过长期“小步快跑”的方式，推动“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约束被实质架空。该条款原本明确规定，日本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等内容，是构成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法律根基。

　　但是自2014年安倍政府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日方通过持续增加防卫预算、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等一系列所谓“解释修宪”的手段，不断蚕食和平宪法的核心精神和限制。

　　如今高市政府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并设立“允许向冲突国家出口武器”的例外条款，公然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彻底背离和平发展路线。日方虽辩称调整只为应对所谓外部安全环境变化，辩解没有突破宪法，但现实中日本已拥有现代化军事力量，具备主动攻击的远程打击能力，正向武器出口国转型。这些事实完全与宪法第九条初衷背道而驰，同时政府削弱国会监督、强化内阁权力，进一步架空了宪法对政府军事行动的制约，使和平宪法逐渐沦为一纸象征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