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可 1890年生于湖北武昌 名恕，号彊誃 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文物收藏家和文献学家

徐行可（前排右二）与子女。

1951年4月徐行可致卢弼函。

黄鹤楼集三卷 明万历（1573—1620）武昌府刻本

雪渔图轴 明 吴伟 绢本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 唐释玄奘译。元延祐二年（1315年）报恩万寿堂陈觉琳福建刻本。

题野鹤陆舫斋诗卷（局部） 明 王铎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佩雯 见习记者 唐雪舟

抗日战争时期，他于乱世硝烟中冒死守护古籍；敌人抛来“橄榄枝”，他以“桥归桥，路归路”的决绝拒任伪职；飞弹来袭时，他坐守书斋“誓与藏书共存亡”；新中国成立后，又无偿捐赠近10万册古籍和7700余件珍贵文物给国家，以惠及天下学人……

他便是近现代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徐行可。

8月中旬，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位于湖北省图书馆5楼的徐行可纪念图书馆，通过徐行可孙女徐力文女士的讲述，从一封封他与陈乃乾、卢弼等友人的书信手札中，回顾这位“烽火护书人”的传奇往事，感受他“不以一家蓄，俟诸三代之英”的学人风范与赤子情怀。

一

“旧京危急，河以北无坚城，利于战车，空中机艇又可震撼南国，吾侪未能执干戈卫乡土，惟冀笔耒墨畊之余，不与烟埃俱灭而已。”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徐行可写给陈乃乾的信（节选），言语中传递出对北方战事的忧虑，和他守护文化根脉的初心。

走进湖北省图书馆“徐行可纪念图书馆”，泛黄的典籍，一幅幅黑白照片，静静诉说着这位藏书家与书相伴一生。

徐行可，名恕，号疆誃，1890年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富商之家，是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文物收藏家和文献学家。他早年求学日本，其弟去世后回国，此后学无常师，市书自学。在他数十年的古籍文物收藏生涯中，徐行可读书、爱书、访书、购书、藏书、校书、捐书，其“痴”为学界所感怀。

站在祖父的藏书旁，徐力文回忆起父亲孝宓先生的讲述——祖父行可年少时，常在著名藏书家杨守敬先生处看碑帖。一次，杨守敬故意将真伪混杂的拓片放在一起，以此考验徐行可的眼力，但他每次都能准确区分。杨氏大为惊喜，遂手书“行可金石同好”条幅赠予徐氏。尽管二人相差50岁，却因书结缘，成为忘年交。

1921年，武昌军队哗变，徐行可从此事中觉察到毕生藏书恐有战乱之虞，遂在汉口法租界置业，为毕生珍藏预留一处“安全屋”。这份远见，在十几年后成为所藏典籍的“救命符”。

武汉沦陷前期，城内达官贵人携金银细软纷纷逃难，而嗜书如命的徐行可心系藏书，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毅然留守。他不惧战火，将数万册藏书分门别类装箱登船，雇小船渡江，从位于武昌积玉桥的旧居，抢运至汉口租界的寓所。

“祖父亲自监督，运了整整一周多才运完。不久后，积玉桥旧居被日军炸毁，那些藏书却因他的坚守，逃过了一劫。”徐力文说。

二

“倭寇内犯，武汉沦陷者八年。艰贞自守，虽利诱威胁，不为效奴虏，仍为其囚禁者十日。”

——徐行可于一九五一年写给好友卢弼的书信（节选），记录下他拒绝出任伪职的坚定决心。

武汉沦陷后，徐行可的麻烦接踵而至。

由于徐行可有留日背景，精通日语，日军多次派人游说他出任伪职，均被他以身体不适为由严词拒绝，不料却被日军关进大牢。

他在1951年写给好友卢弼的信中，笔下轻描淡写的这段经历，却藏着不为人知的艰险——被关押期间，日军质问他“全家数十口靠什么生活”“为何不愿给帝国服务”，将他定性为“反日分子”，被囚数日后方才获释。

“我父亲和四伯对祖父被日寇关押之事印象很深。”徐力文早年收集口述史时，伯父徐孝寔曾对她回忆，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徐行可手持拐杖，上指天，下指地，大义凛然地喝道：“桥归桥，路归路，我与你们不是同路人！”

武汉沦陷后，徐行可非但没有离开，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哨卡林立的三镇各处，奔走救回流散的古籍。在汉口长堤街、武胜街等地附近的废纸摊，只要发现有价值的古籍，他都马上带回家中，小心翼翼地重新装订、整理。他还叮嘱街头流浪孩童，只要捡到有价值的单张片纸，皆可换取报酬。就这样，许多险些被烧成灰烬、碾作纸浆的古籍，经他之手得以重生。最惊险的一次，当敌机轰炸汉口时，一枚飞弹就落在距徐行可藏书处仅二三十米的地方，爆炸声震得窗棂作响，烟尘弥漫全屋。而徐行可坐镇家中，岿然不动：“誓与藏书共存亡。”

日军的觊觎不止于“人”，更在于徐行可毕生的珍藏。

在湖北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王晓钟将这幅长达8.66米的王铎草书作品《题野鹤陆舫斋诗卷》徐徐展开，笔势酣畅淋漓，卷末名家题跋、印章错落有致。

这幅珍品曾被汉口日本陆军特务部部长柴山兼四郎所垂涎。“王铎书法在日本极受推崇，柴山兼四郎刚到武汉就任，就听闻徐行可藏有此卷，多次上门求购徐氏珍藏。”王晓钟介绍，徐行可深知一旦交出，这件珍宝恐流失海外，便故意开出天价，柴山兼四郎觉得“不划算”，最终悻悻作罢。

三

“庭庑之间，寝食之地，充栋塞宇，无非书也，所蓄视前时益多。八年兵火，幸获全完，若有神明呵护，余为之举手称庆。”

——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日记中这样形容徐行可的藏书。

徐行可以书为媒，广交天下友。杨守敬、章炳麟、黄侃、杨树达、马一浮、张元济、余嘉锡、金毓黻……这些近代学术史上的名家，都曾是他的座上宾。

“抗战期间，祖父徐行可陆续向金毓黻、张元济寄出多本珍藏。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期，也没断过这份‘文献传递’。”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封家书抵万金，而徐行可在烽火中坚持“文献传递”，把古籍寄给远方的学者好友以供学术研究之用，这份战争中的情谊何其珍贵。

中华文化史领域学术大家冯天瑜曾言，徐先生的藏书不是为藏而藏，而是为治学服务。徐力文说：“即便在战时也为学者提供帮助，这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更是对文化传承的坚守。”

战事结束后，中国现代国学大师马一浮看到徐氏藏书保存完整，深感欣慰，为徐行可书写“徐氏贞胜书宬”条幅。徐行可将“贞胜书宬”作为藏书楼名，认为它既志其绝处逢生，又彰其爱国赤忱。马一浮后又为徐氏书写条幅“中国之人世守之”，是对徐氏藏书精神的进一步褒扬。

讲到徐行可在抗战时期的事迹，徐力文不禁回忆起她祖辈们的抗战故事——她的曾外祖江秉诚有“武汉船王”的美誉，在抗战初期上海告急时，为阻挡日寇入侵，一次性捐出6条轮船堵塞上海吴淞口；她的外祖父、徐行可的亲家陈英武曾任襄阳宜城县长，其间积极支持张自忠部队运输抗日物资，还掩护共产党秘密行事……

“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悬于一线的危急时刻，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徐力文说，日寇侵华，国难当头，中国各行各业有识之士，有的执起笔杆唤醒民众，有的奔赴战场浴血奋战，都为抵御侵略拼尽全力，“我的祖辈们亦是如此。他们的故事是武汉抗战中无数平凡人挺身而出的真实缩影，是武汉抗战历史长卷里动人的一笔。”

（受访者供图 本版所展古籍文物均为徐行可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