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在报眼发出团结抗日的呼声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向当时省政府备案的呈文

郭沫若亲批献金所得处理意见 湖北省档案馆供图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陈倩 通讯员 许华利 张益游

湖北的抗日救国运动是湖北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和伟大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八十年过去了，抗战的硝烟虽已散去，但每当我们翻阅那收藏于湖北省档案馆的湖北抗战历史档案资料时，那一幕幕热烈鲜活的历史画面仿佛就回荡在我们眼前，令人倍感振奋。

近日，极目新闻记者走进湖北省档案馆，在历史档案中寻访那段不能忘却的抗战记忆。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议国共合作抗日。1937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建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7年12月初，南京“八办”撤至武汉，与武汉“八办”合并。1938年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与武汉“八办”合署办公。1937年12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南京迁至武汉，随即国民党党政机关部门在南京沦陷前迁到武汉，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等国民党党政要员先后到汉，一时间武汉成为战时首都，湖北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300多个救亡团体

统一战线的基础更加坚实

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为湖北群众抗日救国团体的组建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中共领导建立的抗日救国团体是党在国统区集聚广大群众的主要组织形式，有力促进了湖北抗日救国运动的迅猛开展。据1938年8月统计，仅武汉三镇的救亡团体包括全国性的组织在内就有260多个，加上全省其他地区民众救亡团体的不完全统计有340个左右。

随着中共湖北党组织的发展和党的工作的深入，我党对这些群众团体的引领作用日益得到加强。

中共湖北省委以自己直接领导的青年救国团、青年抗敌协会、抗战教育研究会、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湖北妇女战时工作团、孩子剧团、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等团体为骨干，以其他各种救国团体为依托，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组织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群体。

同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通过与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爱国青年、工农群众接触，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方针政策，表示坚决支持国民党表现出来的抗日积极性，坚决反对亲日派妥协行为。通过揭露汪精卫等与日军秘密勾结的阴谋，开展反妥协投降斗争，进行集会、演讲、游行、座谈、办工人夜校、开办职工服务社等多渠道动员发动群众，得到许多爱国人士的支持和赞赏，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使党的统一战线有了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湖北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创造了重要条件。

100多种报刊在汉创办

扩大了抗战宣传影响力

1937年12月11日和193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刊《群众》和《新华日报》相继创刊于武汉，在武汉文化阵地上树起了导向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旗帜。武汉抗战期间，由于全国各地文化界人士云集于汉，约有100多种刊物在汉创办，其中受我党领导的近40种。进步理论书籍大量出版，歌颂抗日英雄、揭露日军暴行的作品广为流传，武汉成为全国的文化抗战中心。

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下，相继建立了中国、扬子江、新知三个出版社，出版抗战等进步书籍，组织党员干部和爱国人士创办多种救亡刊物，在各地普遍建立通讯网、书报代销社、读书会、《新华日报》读者会、书报流通处和书报供应社。由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编辑的《全民抗战》，胡绳主编的《救中国》，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创办的《战时乡村》，抗战教育研究会创办的《战时教育》，青年救国团创办的《新青年》，何觉伸编辑的《战时青年》，王汝琪主编的《战时妇女》，罗荪编辑的《战斗旬刊》，徐步编辑的《新学识》，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田汉、马彦祥编辑的《抗战戏剧》，唐纳主编的《抗战电影》，王向予、陈北鸥主编的《抗战新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办的《抗战文艺》等报刊在全省以至全国都起到了宣传、教育、引导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抗战的重要作用，并使武汉成为全国和全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窗口，成为推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前沿阵地。

数十万人参与

救国文化宣传活动声势浩大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武汉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1938年1月20日，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安排，武汉各界20余个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开展宣传周活动。此后各类群众团体充分利用宣传周、纪念日、祝捷会、追悼会、募捐慰劳等名义，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放映队、剧团、讲演室等，从城市到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将宣传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纪念日，中共湖北省委青年救国团、抗战教育研究会等各种团体联合35支宣传队，分别向武汉市民、近郊农民和难民宣传抗战精神，并开辟抗战讲演室，以武汉工人为对象举行宣讲活动，同时推动各剧场公演抗战戏剧，使数万群众受到教育。

从4月7日开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展了文字宣传日、口头宣传日、歌咏宣传日、美术宣传日、戏剧宣传日、电影宣传日、游行宣传日等为期七天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

宣传周的第一天，恰逢台儿庄战役胜利消息传到武汉。当晚，武汉军民10余万人，手执火炬，沿街游行。在宣传周的最后一天，中共湖北省委发动各救亡团体及影响下的群众，冒雨参加三镇45万人的大游行。由于第三厅以公开合法的名义进行组织和指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领导各团体得以联合组成900余支宣传队和300余人的歌咏队，活跃于全省城乡，大力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恶，取得了显著效果，掀起了武汉抗战救亡运动的高潮。

筹款100多万元

献金运动助力全民抗战

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1938年7月7日，第三厅又组织发起了献金活动，在汉口三民路、江汉关、水塔旁、世界影剧院前、武昌司门口、汉阳东门码头建立6个固定献金台，并设立了流动献金台。献金台前人潮如海，参加献金的各界群众和团体组织十分广泛和踊跃，其热烈状况，使献金工作人员无比感奋，而忘其辛劳。国共两党纷纷带头献金，国民党中央党部献金23100元，湖北省党部献金1000元，武汉卫戍司令部献金10000元。中国共产党在经费极度紧张困难的情况下，仍尽力献金。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位中共参政员，献出了7月份的薪金共2450元，周恩来也将7月份薪金240元全部捐出。驻汉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也节省经费各捐献出1000元。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黄炎培、史良、邹韬奋、张澜、陶行知、沈钧儒等200余人也积极献金。

各界群众老弱妇幼皆走上献金台为国捐献，武昌乞丐所全体乞丐主动绝食一天，献金40元。武昌残废院全体受伤将士献出康复津贴，两名断了腿的辛亥老兵拄着木棍上献金台献出2元钱，并说：“现在年老残废，不能背起枪杆打鬼子去，谨献纳两支大洋，买一粒子弹。”

仅仅5天，武汉人民献金达50余万人次，现金和实物折款总计100多万元。此后，献金运动迅速向全省发展，宜昌、襄樊（今襄阳）等地也开展了献金活动。

正如是年7月12日《新华日报》社论所指出：献金活动“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