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非政府组织“债务正义”近日发布的一份覆盖88个经济体的研究报告显示：2020至2025年间，低收入国家39%的外债偿付流向中国之外的商业贷款机构，34%流向国际多边机构，而流向中国的偿债规模仅占13%。报告明确指出，在有关全球南方债务危机的各类报道中，中国常常被描述为所谓“最大债权方”，但事实并非如此。

　　报告用典型案例揭示了部分债权方在债务追索中的强硬姿态：矿业巨头嘉能可不愿给予乍得任何债务减免，英国渣打银行等债权人未能与赞比亚达成减债协议，汉密尔顿储备银行拒绝斯里兰卡债务重组方案并坚持在纽约州法院起诉……不难发现，这些商业贷款机构主要来自美西方。“债务正义”相关负责人认为：“西方将非洲债务危机归咎于中国，这是在转移注意力。事实上，它们自己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石油交易商的责任要大得多。”

　　上述数据清晰地表明，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债务数额，更在于债务的性质和条件。相比于着眼长远发展的“耐心资本”，以西方为主的商业债权人和由其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其贷款往往以追求短期超额利润为目的，并附加了严苛的追索和偿还条款乃至政治条件。这种高息、强硬、短视的债务模式，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发展权被剥夺的真正“陷阱”。

　　实际上，美西方这种做法在其历史上并不鲜见，并对全球南方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洪都拉斯副外长赫拉尔多·托雷斯说，美西方国家才是拉美国家发展道路上真正的“梦魇”。它们利用金融工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各国，提供的贷款没有致力于发展民生。1989年，美国以帮助拉美国家应对债务危机为由推出“华盛顿共识”，要求这些国家采取放松国家管制、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实现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以此作为发放贷款的先决条件，最终导致拉美多国经济主权受损、社会矛盾激化。

　　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长期积累的债务问题，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对此予以坚定支持，在合作中聚焦提升对方的自主“造血”能力，通过长期投入帮助合作方克服发展瓶颈。尤其是在常被西方舆论描绘成所谓“债务陷阱重灾区”的非洲，中方帮助非洲建成了近10万公里公路、超1万公里铁路及近百个港口等大量基础设施，极大促进了非洲的互联互通和现代化进程，从而释放其可持续增长潜力。正如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多位非洲领导人所言，非洲人民心中有杆秤，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投资是互利合作，而非“债务陷阱”。

　　从更深层次看，这场“债务陷阱”叙事的建构和破除，折射了争夺全球发展权和话语权的深层博弈。西方主导的债务体系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权捆上枷锁，是对发展权的剥夺，而中国的合作模式为打破这种束缚、开辟新的道路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