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文铭刻“萬歷二十九年窑户胡永成造”

张龙教授在歇甲庄村调查城砖

市民陈平先生近日在昌平区歇甲庄村一座偏僻场院内发现，有多座房屋是由明清时期北京城砖垒成，个别砖上还钦印有铭文。据专家估算，歇甲庄村场院内的城砖可达上万块。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已将相关情况反映至昌平区文旅局文物管理科。

市民散步时一眼认出“城砖房”

昌平区北七家镇歇甲庄村内有一座位置偏僻的场院，挂牌北京博维信三瑞门窗制品公司。该院为长方形结构，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00米，其中南院墙为一排平房，主体由大块青砖垒砌，好似一道饱经沧桑的“城墙”，从屋顶多处坍塌判断，这些房屋已空置多年。

由于该院实施封闭管理，北青报记者无法进入一探究竟，但爬上院外的土坡张望，见院内还有四座平房，同样是用大块青砖垒砌。“我小时候住在和平里，在东直门、安定门亲眼见过破败的城墙，中学在城墙下劳动时，还亲手搬运过大城砖，所以我一眼就认定这些房屋非同寻常。”68岁的陈平现居昌平区天通苑，在附近散步时发现“城砖房”，他认为，这些城砖很可能出自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墙，被人拆掉后运到歇甲庄村二次利用。

据北青报记者观测，城砖房中的大块青砖主要分为厚、薄两款——厚砖长48厘米、厚13厘米，该尺寸在明清时期北京城砖中较常见；薄砖长50厘米、厚11厘米。但由于城砖码砌在建筑内，无法测量砖的宽度。这些城砖是如何来到歇甲庄村的？北青报记者致电歇甲庄村党支部的马书记，他介绍说，该场院在歇甲庄村域范围内，属国有土地。这些城砖垒的房屋，是上世纪60年代建的干校，但这些城砖具体是从哪运来的，他并不清楚。

城砖上多次出现“窑户胡永成”

北青报记者近距离观察发现，在歇甲庄村“城砖房”中有少数城砖上钦印有铭文。在已找到的超过10款铭文中，内容、字数、字体多存在差异，历经岁月打磨，大部分铭文漫漶难辨，有的被水泥砂浆覆盖。所幸有一款砖文相对清晰——竖印“萬歷二十九年窑户胡永成造”，“萬歷二十九年”即公元1601年，距今已有424年；“窑户”是指砖窑的所有者、城砖生产的主要负责人。

值得一提的是，砖文上的“窑户胡永成”此前曾多次出现。在蔡青先生所著《北京铭文城砖研究：明清城砖铭文的历史信息与多元文化价值》一书中收录有相似砖文，即“萬歷三十一年窑户胡永成造”。与歇甲庄村的铭文砖对照，窑户同为胡永成，而时间相差两年。

另据媒体报道，2017年4月，香河县王家摆村东有人盗挖运河故道沉船，廊坊市文物管理处会同香河县文广新局对沉船进行抢救性清理，发现100多块青砖，其中部分青砖砖肋有压印阳文“万历三十七年窑户胡永成作头王允成造”。“窑户胡永成”的名号再次出现，增印的“作头王允成”是城砖生产环节的管理者、窑匠的组织者。据此出土文物及河道情况分析，该船应是在明代后期装载山东临清所产城砖，通过漕运送至北京，途中在香河王家摆段因故沉没。

北京已有大规模保护城砖的先例

就“城砖房”的未来，陈平希望文物部门能选择合适机遇，对这些城砖进行收集，为日后的研究、利用积累实物资料。

对于散落的明清时期北京城砖，北京市文物局秉持保护态度。早在1996年，北京修建明城墙遗址公园，市文物局就开展了“爱北京城，捐城墙砖”活动，收到社会各界捐赠城砖40余万块。此后市文物局根据线索，在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材料公司、国家地震局沙河基地、北京地铁机车厂，陆续找到相当规模的城砖，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开展保护与研究——

2017年，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范纪萍，在位于丰台区刘家村的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材料公司，发现有6座库房的月台台帮以及部分院墙，是由明清时期北京城墙砖垒砌。北京市文物局得到消息后，考虑当时这些库房仍在利用，维持现状成为务实选择。

时间来到2020年，因该库房面临拆迁，城砖迁移保护已具备实施条件。北京市文物局将拆卸老城砖的任务交由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通过人工精细化拆卸，收获大城砖超过10万块，其中包括整砖、半块砖、残存1/3以上的砖块。这批大城砖按规格、完整度分类打包后集中保管，未来可在古建工程中加以利用。

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安排下，北京古建筑研究院（天津大学）中国古代青砖研究团队，通过检测城砖元素组成、对比其他产地城砖的元素组成等方法，推测这批城砖为产自江苏省句容市和山东省临清市，用于修筑明清时期北京城墙。1965年北京市在修建地铁时，工程队拆下大量城墙砖，运到丰台用于修建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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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甲庄村的城砖数量可达上万块

近日，北京古建筑研究院中国古代青砖研究团队负责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张龙教授，亲赴歇甲庄村考察城砖，并解答记者的疑问。

北青报：歇甲庄村这批城砖的数量能有多少？为何存在厚、薄两种规格？

张龙：根据建筑规模判断，歇甲庄村场院内的明清时期北京城砖，应在上万块，其中包括整砖和残砖。关于城砖的尺寸差异，与制砖中存在收缩率有关，即便是同一批砖，出自不同砖窑或不是同一次烧制，收缩率控制会出现一定差异。例如工匠按长50厘米制坯，烧造出来的砖很可能会略有缩减。此外，城砖被运到北京后，也可能进行二次加工。

北青报：城砖上的铭文具有怎样的作用？

张龙：城砖上的铭文是中国古代“物勒工名”实名职责制度下的产物，城砖铭文中往往包含生产年代、烧砖官窑、窑户、工匠等信息。一旦城砖出现质量问题，凭借城砖上的铭文可以追责，这有些类似于现在的“质量追溯体系”。

北青报：为什么大部分城砖没有铭文？

张龙：明初的南京城，几乎每块城砖上都有铭文。但明中期之后，山东临清成为城砖烧造中心，生产逐渐标准化、体系化，一批城砖中仅有几块带铭文，所以后来铭文砖逐渐变少。

北青报：明清时期北京城墙砖有哪些产地？

张龙：根据目前掌握的实物、考古证据、文献记载，明朝初期北京的城砖主要产自江苏、安徽、山东等运河沿岸城市。明朝中、后期，城砖产地开始向山东临清转移，同期北京张家湾，天津武清、静海也有烧造城砖的记载。从烧造城砖的数量上看，从明朝中期到清朝中期，山东临清的产量较高，每年可向北京供应上百万块城砖。

北青报：明清时期北京城砖除了体量大，还具有哪些特点？

张龙：我们检测过的明清时期北京城砖，以临清砖为例，其密度较大、硬度较高、物理力学性能较优异，且具有微观形貌致密、孔隙率小等特点，可以说质量上乘，无愧于临清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碱不蚀”的美誉。

文并摄/本报记者崔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