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1日文章，原题：贫困有限公司的崛起——美国“扶贫”如何成为一门大生意？1964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宣布“对贫困无条件开战”，自此联邦政府用于消除贫困的开支逐年增加。如今，美国每年要花费数千亿美元用于帮扶贫困家庭，形式包括住房补贴、食品券、福利和减免税收等。多年来，这些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恐怕没人会认为美国已经赢得了脱贫战役。原因很简单——大部分支出并没有直接流向需要帮助的人，而是通过私人资本的中介企业层层转手。

谁才是“真正赢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积极推进政府职能的私有化，以期改善“官僚主义懒政”，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府服务。在政府扶贫计划的推动下，一系列利润丰厚、政治话语权强大、依托贫困人群打造商业模式的产业应运而生。这些产业往往会利用其服务的贫困群体。如今，承包商们运营着政府医疗援助项目，对受助人员进行工作培训，并负责分发食品券。同时，政策的设计缺陷孕育了全新业态，即不再直接与政府签订合同，而是从穷人手中攫取利益。如果说脱贫战中有真正的赢家，那一定是这些“贫困有限公司”。

在贫民区走上一遭，随处可见税务申报代办的小广告。2022年，低收入劳工的个税退税高达570亿美元，贫民区的很多人都满足退税条件，这对税务公司来说简直是摇钱树。申报服务收费高达数百美元，“优先退税”还要额外收费。在华盛顿都会区，报税费用为400—1200美元不等，而2022年的平均退税款仅为2541美元。

报税服务人员榨取的利润，削弱了扶贫资源带来的影响。在马里兰州，政府每支出20美元，就有1美元流向报税人员的钱包。

“贫困公司”原罪是惰性

报税仅仅是众多寄生型商业模式的一种。一些房地产公司为享受住房补贴的租户管理房产，有些牙科诊所专门为享受医疗补助的贫困儿童提供服务。曾身陷“医疗补贴骗保”风波的医疗企业贝尼维斯称，其有80%的客户都在享受医疗补助。

代表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承包商同样是这场游戏的操盘手。1996年，美国政府废止了福利服务外包的禁令，在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法案后的短短一个月，洛克希德·马丁和安德森咨询等巨头纷纷入局，争夺公益福利项目的巨额合同。如今，一家名为Maximus的大型承包商运营着整个得克萨斯州的福利系统。多年来，该公司受到包括医保欺诈和泄露用户数据在内的多起诉讼和调查。2023年，公司全年收入高达49亿美元，利润达10亿美元，其CEO年薪达700万美元。

承包商提供的岗位培训服务以低效著称。许多企业尽管表现平平，仍能跻身政府批准的“合格供应商”之列。

“贫困有限公司”的原罪正是惰性。这些企业会努力维护现有的政府工程，以持续获得市场和合同。过去20年来，报税企业花费了数百万美元，阻止国税局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报税服务。讽刺的是，曾几何时，决策者以为私有化能阻止如今的恶意竞争行为。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第二任期内成立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以推进医院、监狱、公立学校等政府主要职能机构的私有化。私有化运动深受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公众选择理论”的影响。该理论认为，政府同其他机构一样受利益驱使，官僚竭力维护自身地位，缺乏竞争使其效率低下，违背公共利益。

私有化未能打破懒政局面

私有化没有打破官僚懒政的局面，只是将问题从政府机关转移到董事会。“公众选择理论”未能奏效最为鲜明的案例，就是价值18亿美元、多年来一直外包的青少年职业培训项目。几十年来的数据表明，该项目收效甚微。疫情前，该项目每年只能培养不到5万名学生，意味着人均培训成本高达3.4万美元（由于疫情暂停，目前尚未完全恢复）。劳工部审计人员坦言，该项目“未能展示有效的培训成果”。数据表明，培训中心发生大量的安全事故，其中半数与毒品或暴力有关。而在岗位稀少的农村地区开办昂贵的培训项目，其合理性也受到大量质疑。

尽管如此，培训项目的管理人员仍然把政府的铁饭碗捧了几十年。承包商的“生命力”来源于其逃避政府管理的能力，一旦签订合同，中标企业就垄断了资源。当新的合同出现时，对手往往已经失去了竞争资格。

简而言之，精简政府的初衷，演变成了取其糟粕、去其精华的运动：钱包瘪了、政府臃肿了、社会责任也不讲了，贫困问题自然难以解决。(作者安妮·金，华泽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