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与中亚贸易投资数据变化说起
中亚五国是古老而又年轻的邻国,1991年苏联解体后它们纷纷获得独立,揭开了新丝绸之路开启的篇章,当年中国和中亚五国间双边贸易总额不到5亿美元。
2022年1月17日中国-中亚经贸合作论坛以视频形式开幕之际,官宣双边贸易总额已突破140亿美元,30年间增长100多倍;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提前实现了7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目标(70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将此前的传统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远远抛在身后(同期不到400亿美元);2023年,中国与中亚五国间贸易总额增至894亿美元,又较2022年增长了27%,其中仅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贸易额就突破410亿美元。据非正式统计,中国超过1/3的管道天然气来自中亚各国。
目前中国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暨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是塔吉克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和主要贸易伙伴,这些优势始于2011年,至今已稳固保持多年并不断扩大。
与之相应的是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2022年,中国自中亚国家进口农产品、能矿产品同比增长超过50%,对中亚国家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42%,中国与中亚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95%,近300家中亚企业入驻中国电商平台,越来越多的中亚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在中亚的投资和商业活动也稳步推进。2023年4月中国商务部表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近150亿美元(2022年全年新增直投9.7亿美元,2023年3月底已突破150亿美元)。共同实施了一批油气采矿、加工制造、互联互通、数字科技等领域合作项目。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仅乌兹别克斯坦一国,2023年中国就开设854家新企业,同比增加210%(乌方数据截止2002年6月1日,在乌中资企业2003家);今年3月底博鳌论坛上,欧亚开发银行(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董事会主席波德古佐夫(Nikolai Podguzov)则宣称,“数据表示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度已经高达559亿美元,其中52.3集中于能源领域”。2023年5月中国-中亚“C+C5”西安峰会是中国和中亚国家间首次面对面首脑峰会,峰会期间宣布了38亿美元中方新增投资和大批技术转让项目,据哈萨克斯坦方面当时公布的数据,中国参与了整个中亚地区90多个大型工业项目。
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30多年来,持续深化务实经贸合作,构建了内涵丰富、充满活力、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合作成果。除了上合组织等传统合作平台外,截至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制定了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经贸合作机制日趋完备。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元首共同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并在中国—中亚合作机制框架内举办“中国-中亚五国”经贸部长会议,就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互联互通、多边以及地方间合作交换意见;近年来,中国和中亚各国间推动货物流动及“全天候支付机制”,先后与哈萨克斯坦等国签署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和促进跨境贸易的谅解备忘录,着手推动双边签证互免。上述相向而行的措施,无疑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各国间经贸与投资的增长。
双边数据的背后:中亚是一片新热土
中亚五国远离海洋,因历史和现实原因不同程度存在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经济发展受到一定掣肘,但在全球化进程遭遇瓶颈,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大重组的关头,中亚正以独特的优势,成为举世关注的经济、产业和投资新热土。
就石油储量而言,中亚地区大约占据了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仅哈萨克斯坦一国已探明储量就达140亿吨;就天然气储量,仅土库曼斯坦一国已探明储量就逾15万亿立方米;不仅如此,中亚还集中占据了世界39%的锰矿、30%的铬、20%的铅、13%的锌、9%的钛、6%的铝、5%的铜、5%的钴和5%的钼。
欧洲能源危机、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局势的动荡,让全球各大经济体再次充分认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和避免能源来源单一化可能遭遇“能源大棒”讹诈威胁的重要性,而“绿色革命”和建立诸如汽车用电池产业链等关键新兴产业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迫切需要,又让各种有色金属、非金属矿藏价值陡升。所有这一切,无疑都在为中亚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含金量”的攀升助推。
在这种背景下,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在普遍不景气的全球大背景下独树一帜。
2024年1月,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report)预计,中亚经济将在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保持稳定增长,2024-25年度每年增长4.8%左右,是次区域中增长最高的,这种增长韧性“归因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通胀下降的情况下强劲的消费者支出以及哈萨克斯坦石油产能扩张推动的出口持续增长”,而同一份报告预言,同期全球经济增长将连续第三年放缓,“从2023年的2.6%降至2024年的2.4%,这是30年来最慢的五年GDP增长”。
增长的背后是该地区逐渐凸显的巨大市场潜力。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2022年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过去二十年,中亚人口增长了40%,达到8000万。在此基础上,中亚国家间区域内贸易增长强劲,近20年来实现了显著跨越,年均GDP实际增长达到6.2%(当时该机构预测2023年和2024年中亚各国GDP增速将分别高达5.2%和5.4%,最终虽因乌克兰战争等因素影响未达预期,但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预期是准确的)。
与之相应的是中亚各国购买力的提升。《经济学人》统计称,2023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年化实际工资增长率高达10%,哈萨克斯坦高达7%,“这意味着该地区工人的工资增长幅度比任何七国集团国家都高,在中亚寒冷的冬季,新富裕家庭将在食品和能源上花费更多”。不断提升的购买力,无疑是更高外贸数据和更多外国直投的催化剂。
不止于中国:中亚是块香饽饽
传统上,中亚国家经济严重依赖俄罗斯,过去30多年来又建立了与中国的全方位经贸投资联系,但种种迹象表明,对单一通道的过分依赖并非中亚各国所愿。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Atlantic Council’s Eurasia Center)非常驻研究员、分析记者特姆尼基(Mark Temnycky)今年初接受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采访时声称,中亚国家“正努力构建逐渐摆脱对中俄单边依赖的模式”,这未必符合实际,但构建多元化的对外经济合作框架,确实是中亚国家近年来努力的方向。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MEP)专家帕克霍姆奇克(Lydia Parkhomchik)表示,涉及所有中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建设性对话平台的基础是在2000年代初奠定的,包括90年代中期的“上合”,2015年与美国、2019年与俄罗斯、2020年与中国建立的国家间建设性对话平台谈判机制。2022年,中亚各国“充满了峰会”,包括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和欧盟间的峰会,2023年5月中国-中亚“C+C5”西安峰会举行,6月中亚五国完成与欧盟间“伙伴关系优先事项”的共同概述,7月宣布构建“加强与海湾国家间合作”的机制。
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挑战、产业链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也不约而同加大了对中亚的关注。
22年9月起,美国政府通过主办首届“C5+1”峰会,提出所谓“B5+1概念”(B5中的B代表商业。美国的角色是促进者:这一概念基于这样的期望:中亚国家将通过强有力的公私伙伴关系主导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私营部门参与者同样有望塑造这一进程),并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附属机构私营国际企业中心(CIPE)牵头,推动2024年3月14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办了首届“B5+1 论坛”,根据B5+1 会议组织者发布的声明,为期两天的会议的预期成果是,地区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和企业家“致力于制定一个共同议程,重点是加强经济一体化和复原力,并促进更好地获得创新、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流动”。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罗森布鲁姆(Daniel Rosenblum) 在论坛前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将B5+1 目标描述为“雄心勃勃但可以实现”,并称此次会议为“美国长期承诺的开始,旨在创建该地区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拜登(Joe Biden)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和中亚事务高级主任柏林纳(Nicholas Berliner,)称“美国希望成为中亚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并“赋予该地区人民塑造自己未来的能力”。
美国在中亚地区、尤其哈萨克斯坦的投入不容忽视:据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公司数据,2022年美国投资流入总额增长了82%,达到51亿美元。自2005年以来,美国已在哈萨克斯坦投资超过950亿美元。
2024年2月2日,“关于中亚经济以及与欧盟合作的未来的圆桌讨论”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委员会国际合作总司(DG INTPA)的代表以及中亚国家驻欧盟大使出席了此次活动,讨论了“促进该地区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方法”。2023年,通过了《深化欧盟与中亚关系联合路线图》(strategic blueprint to advanc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specific areas.),称之为“推进特定领域对话与合作的战略蓝图”,2024年稍晚将举行首届欧盟-中亚峰会;2024年1月中旬,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希纳斯(Margaritis Schinas)启动中亚之行以“不断加强伙伴关系”;2024年1月17日,欧洲议会通过(《关于2019 年启动的欧盟中亚战略的报告》EU’s Central Asia strategy launched in 2019),这份由外交事务委员会(AFET)编写的报告指出,该地区受到不利地缘政治因素的重大影响,包括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接管和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强调需要根据这些地缘政治发展更新欧盟的该地区战略,“新战略应强调加强贸易、能源和运输领域互联互通的计划,旨在释放该地区的全部潜力”,“应强调可持续发展、能源、关键原材料和安全方面的巨大潜力,认识到中亚是东西方互联互通的关键地区”,该报告还强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应在当地硬软件基础设施开发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呼吁欧盟委员会考虑欧洲投资银行为中亚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投资提供资金支持(2022年11月,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尔Josep Borrell曾在阿斯塔纳表示“欧盟可以投资1000亿欧元用于互联互通投资项目。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必须看到,美欧对中亚的“浓厚兴趣”带有强烈政治和地缘战略色彩。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负责研究的副总裁费根鲍姆(Evan Feigenbaum)去年底就在一份报告中主张,美国“应将中亚国家视作自己故事的主题,而不仅仅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更广泛竞争的对象”,建议“为加强在该地区的经济参与,美国应将重点从外交讨论转向利用美国在技术、创新、创业、资本市场和英语教育方面的优势的举措”,呼吁商界介入,建立一个与C5+1框架平台平行的、以非官方资金为主的美国-中亚合作平台;多个美国官方及民间机构则建议,美国在推动中亚战略时应强调“人权及价值观”,认为这有助于在该地区抗衡中、俄等的竞争力。
欧洲方面,诺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署名迈克尔.罗西(Michael Rossi)的报告指出,乌克兰战争及随之而来西方-俄罗斯间对抗背景下“不仅重塑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也凸显了中亚在东西方错综复杂的力量平衡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西方越来越认识到该地区作为各个领域合作伙伴的战略价值和潜力。经济合作的安全”,这份报告指出,“中亚和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商品80%以上经过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原文如此)”、“中亚也有望成为西方工业日益垂涎的重要金属和稀土矿物的主要供应国。哈萨克斯坦公司已经在生产对欧盟经济至关重要的30 种稀土材料中的18 种,包括钛、铍、钽和铌”,认为“西方认识到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应该抓住机会与该地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这种主张是近期欧洲概述中亚方针的主旋律。值得一提的是,多个欧洲机构重点谈及绕开俄罗斯领土连同欧亚陆路交通的“里海走廊”,并或明或暗提及与中俄的竞争,以及“价值观及人权话题在这种竞争中的意义”。
以上各方并非中亚构建“多向量外交”(multi-vector diplomacy)的全部版图:土耳其推动的“突厥国家组织”(OTS)绝大多数成员国来自中亚,这个号称拥有2.6亿人口的区域2023年各成员国间贸易额突破220亿美元。甚至,4月第一周,哈萨克斯坦驻埃及大使馆和哈萨克斯坦投资局(Kazakh Invest)在开罗为埃及国际合作商业委员会(Egyptian Busines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的大公司成员组织了一次圆桌会议,在讨论贸易和投资机会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和埃及国际合作商业委员会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
中亚国家自身的利益与意愿
必须充分认识到,历史上饱受“经济单向依赖”之苦的中亚国家,有追求贸易和投资渠道多元化和“多向量外交”的意愿和利益。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洛尼亚SAIS 欧洲分校国际经济学兼职教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庞弗雷特(Richard Pomfret)指出,中亚在饱受150年屈从霸权之苦后,力图恢复其作为欧亚十字路口的历史作用,意识到推动东西方联系,构建多元化经贸通道,是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需要的战略。俄乌战争进一步推动了中亚国家这一认识的强化,如今中亚各国都强调加强东西方联系的基础设施计划。努力包括升级里海港口,重点关注哈萨克斯坦西部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公路和铁路连接,以及与中国西部喀什和阿富汗的潜在联系。他注意到,近期中亚国家自身的高层互动频繁强调“由历史、地理和文化塑造的共同自我形象”,而这个形象的定位就是“和各方都保持良好密切的关系,但不依赖于任何一方”。
中亚国家政要对中、美、欧、土等来自各方的合作倡议、机制均表现出积极态度和浓厚热情。在博鳌论坛上,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高度赞扬了中方关于亚洲在新发展模式中应发挥领导作用的主张,称“亚洲占全球贸易的53%,其顶级技术中心已经提供了70%的专利开发,预计一年内将贡献全球GDP增长的60%”,表示“全球需要建立一个基于公平和开放的新多边贸易体系,以解决不断升级的贸易壁垒、保护主义和违反条约的问题”,倡导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公平机会,并敦促加大可持续融资力度。但几乎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第一副部长扎克斯利科夫(Timur Zhaksylykov)也对美国倡导的B5+1表示了“浓厚兴趣”,附和了美国将这一机制“年度化”的构想,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已早早开始争取在明年成为第二届B5+1论坛主办国的竞争。
洛伊研究所研究指出,中亚国家“多向量外交”的主推手是哈萨克斯坦,其主旨是“寻求与俄罗斯、中国、欧盟和美国等全球主要大国保持友好关系,并避免和任何邻国及主要国家间关系紧张”。研究认为,不应忽视中亚国家、尤其哈萨克斯坦“自己的自尊心”,该国“致力于将自己定位为能够影响国际事务的中等强国”,2023年和2024年已经和即将主办两届阿斯塔纳国际论坛(AIF)凸显了这一点,该论坛将其他中等强国聚集在一起,讨论紧迫的全球问题,例如经济发展、安全挑战、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忽视中亚国家的自主意识和自身战略利益需要,就会在推动合作中走弯路。
中亚铁路:风景何以“这边独不好”?
在中国和中亚关系全方位突飞猛进的主旋律中,中亚铁路的长期难产似乎是唯一的杂音。
中吉乌铁路东起南疆铁路终点站喀什,自吐尔尕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卡拉苏,终点站为乌兹别克斯坦重镇安集延。
这条铁路全长仅523公里,且主要施工艰难地段都在中国境内,但1997年就签署关于连接三国铁路的谅解备忘录,中方2012年就完成吐尔尕特山口以东的前期准备工程,以西却始终拖延。
铁路之所以能立项,是因为起点和终点两端的中、乌两国态度坚决、积极,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国家,也是该地区对熊最不满的一国,因此“向东寻求出海口”和“采用国际标准轨”是该国坚定不移的主张,这也和中方不谋而合。但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各国中实力较弱、境内一直有俄罗斯驻军的国家,种种迹象表明,俄似乎不希望中亚因这条“向东、标准轨”的通路打通后,自己在中亚的影响力和实际利益减弱,因此不断对吉尔吉斯斯坦施压,采用的手段包括施加压力迫使其哭穷拒绝注入资金,在其国内搞事阻挠沿线准备工作,煽动反铁路活动和议员掣肘,以及不断提出继续沿用俄式宽轨的“建议”以阻挠进度,等等。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梗阻在中乌之间,这番神操作让中吉乌铁路从1997年一直拖到2022年,吐尔尕特山口以西都未能实质性启动。
俄当初之所以能搞定一直难搞的中亚,关键就是率先修通了通往中亚的铁路:1879年中亚铁路从俄境内克拉斯诺茨克开始修建,至1898年修到安集延,1905年开通克拉斯诺茨克跨越里海至巴库的铁路轮渡,将中亚纳入俄铁路网,虽然此时如花剌子模、浩罕等地王公犹在,却已被这条铁路牢牢捆绑在熊战车上。因为铁路,地处世界最大大陆腹心,远离出海口的中亚只能放弃古老的“北方丝绸之路”和通往波斯湾的安集延商路,转而依赖俄罗斯交通体系。俄又通过宽轨将俄标强加给中亚,使之除了依赖俄外别无选择。
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双重内陆国”正是看到这一要害,才会最早力主“向东、标准轨”,向东则可绕过俄罗斯直接和最大客户中国对接,标准轨则便于和其它国家铁路网直接无缝衔接,并借此割断原本就是单方面强加的俄方羁绊。而俄也深知这一点的要害,因为一旦喀什-安集延铁路修通,中亚货物肯定会大量沿这条标准轨铁路直接流入最大市场中国,甚至转口第三国的产品也会大量循这条可靠通道选择中国港口出海,因为作为深度内陆国,向东和向西距离相差无几,一旦向东通道进一步畅通,俄对中亚的控制和影响会进一步下降。
不仅如此,俄一心垄断中国和中亚间贸易,想“中间商赚差价”,去年底的“天然气联盟”就是例证,一旦有了轨距一样的中吉乌铁路,欧亚间经过俄领土的中亚线、西伯利亚线将利益大损。
此外,一旦“向东”、“标准轨”成为趋势,哈萨克斯坦等国也会接入支线,标准轨会南向与伊朗连接,而中亚各国也会想着借中吉乌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通道,打造不经过俄罗斯领土的“中欧铁路南线”,如果实现,对俄的欧亚战略将构成毁灭性打击。
不过展望未来,中亚铁路的前景依然光明。
随着俄罗斯身陷乌克兰战争,中亚国家加快了“多元化”进程,,2022年5月26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Sadyr Japarov)直接对俄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表示,中吉乌铁路对吉尔吉斯斯坦“宛如水和空气般重要”,去年9月14日中吉乌终于签署了《关于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吉境内段)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俄罗斯在中亚经营已久,有形(仅在哈萨克斯坦标注为俄罗斯资本的注册公司就逾11000家)、无形(各种硬软件和基础设施都是俄标)的羁绊决定了俄的影响将是长期而深远的。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俄认识到自身在中亚影响力的下降,试图采用各种手段加以扭转,如在塔什干、阿拉木图等中亚城市开设小型企业,试图推动“天然气联盟”等手段捆绑中亚利益,中亚铁路的难产只是这种影响力的又一侧面体现。
即便身陷战争泥淖分身乏术,部分俄罗斯机构仍鼓吹“在中亚对抗中国影响力”,如俄罗斯后工业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st-Industrial Studies)主任伊诺泽姆采夫(Vladislav Inozemtsev)就在2023年12月声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此路不通”,主张“俄应不惜代价加大在中亚投入,以确保俄在该地区经济的支配力”。
与之相比,美欧在中亚的布局囿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不佳的合作印象、缺乏直接通道(中亚地处内陆,和中俄有13000公里共同边界,但和欧洲间仅有脆弱的里海通道连接),而欧美又“说大话使小钱”,如欧盟博雷尔此前喊出“1000亿欧元投资中亚基础设施”的豪言,但随后2023年6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一份书面报告,已将同一项投资的“展望前景”缩水为185亿欧元,至于美国,B5+1阿拉木图论坛的召集人之一、CIPE负责任投资中心主任洪茨(Eric Hontz)在一番云山雾罩后也不得不承认,近期B5+1的目标只能是“确定具体、可实现的短期胜利”,并将之概括为“保持进程的势头”——对此中亚当地评论言简意赅,“官方投资不落实,这个机制的成果也就只限于让这个机制继续存在下去”。
作为中亚国家的睦邻和最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应充分认识到自身优势、竞争对手长短,尤其是充分认识并尊重中亚各国的自主意识、意愿和切身利益,摒弃“独占”、“排他”等某些竞争对手的常见思路,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构建古丝绸之路的共同光明未来。